12月2日，针对云南省富宁县政府采购中心拟为即将召开的县“两会”代表、委员采购总计978只上海牌手表作为纪念品一事，富宁县政府回应称，这起事件系会议筹备组相关人员违反程序发布询价采购公告，同时决定，“两会”不购买不发放任何纪念品，会后将向社会公开“两会”经费，接受社会监督，对违规工作人员也已启动问责程序进行行政问责。
对于“买表送代表”的舆论质疑，富宁方面能够及时发声，体现了对舆情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监督的尊重。客观说，在技术上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就像有的地方将尚未通过审批的报告挂于网上一样，属于“程序和技术上的失误”。其实，即便这样的解释能够成立，依然难以消除公众疑虑，被公众寄予希望的问责，最终可能只是一种危机公关的姿态。
这样的担忧并非不可能。一则，所谓问责，具体经办人员当然有责任，但形成动议的领导，又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正如有网民所言，如果没有领导的同意和首肯，或者默许，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将其公诸于网？此番不过是因“意外”而使“代表戴表未遂”，如果如愿了还会问责吗？二则，作为一种通行的“潜规则”，给代表送礼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富宁又何以去面对业界生态？况且，之前是否送过，若送过又将问责吗？更重要的是，此番问责，究竟是对“未批先公”的程序失误进行问责，还是对“买表送代表”的实质行为进行问责？问责理由谬之毫厘，结果却差之千里。
不厘清这一点，问责就会论为危机公关的试纸。问责的姿态看起来诚恳而严肃，实际却可能是一种行政威压，是对那些“粗心大意”者的警告，而对于那颗购“纪念品的心”，却没有实质性的触及。究竟是先有购买动议还是先有违规发布？如果问责仅限于违规工作人员，而不是提出动议的决策层面，这跟脑袋有病去处罚手脚何异？
对于公众而言，他们乐见问责机制的启动，但若问责的方向发生了偏差，那么问责就不是化解公共危机的利器，而是加剧公共形象伤害的凶器，是对公众敷衍的一种手段，只会适得其反，更加令人反感。真正的问责应当有更深层的意义，当正视问题的存在，并表达出一定的诚意。 （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