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记者 毛浓曦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玮，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顾东武在省总工会困难职工援助中心接待职工。 本报资料照片
至今，陕西旬阳县小河镇的罗彦良仍然心存感念：“要不是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三级工会出面，我们全家真不知道这个年怎么过。”去年11月，他在黄龙一家煤矿的工伤事故中遭受重伤，矿方将他丢到外地一个乡镇医院耗时磨神，年关将近，又百般施压，催逼私了出院。
陕西三级工会接报后展开联合维权，省总派出经验丰富的公职律师张玉林远赴医院、煤矿，延安市总常务副主席李中兴、黄龙县总主席冯伟亲自督办，终于在春节前圆满结案。
这是陕西各级工会以援助中心体系为抓手，打造社会化、经常化维权机制的一个缩影。
（一）
按照“救急济难、拾遗补缺、保障生活”的定位，陕西援助中心体系运行之初，更多地是向困难职工的生活救急着力，以确保不因燃眉之急出现意外。但随着帮扶的深入，陕西省总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困境是身陷比较复杂的劳动争议而彷徨无助，或因个体单薄面对强势的机构无力撼动，或因利益关系过于庞杂而理不清头绪，或因不明权利义务而诉求不当，这时急需组织依法给予专业的维权援助。
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言人，工会当仁不让。“如果只是发钱救助，那只能叫做救助站，工会更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应职工之急，及时发起维权援助，否则职工权益、社会稳定都难以保障。”陕西省总形成了共识。
2003年8月，陕西省总在援助中心新成立了职工法律服务中心，开门接待职工信访，向职工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时值国企加速改革改制，大量的职工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时，涉及切身利益之争。一时门庭若市。
特别是2005年以后，职工信访直线上升，到2008年达到峰值，当年省总困难职工援助中心接访并处理的案件超过3000起，涉及职工、农民工9000多人。这一年，全省工会各级援助中心接到投诉1.4万宗，涉及职工3.5万人。这一时期，矛盾多发，加之劳动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劳动争议焦点凸现，是工会信访干部记忆最深的“连轴转”阶段。
“我们通过组织协调化解、依法调解、答疑解惑、代写法律文书、代理职工参与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等五大手段，应对职工上访，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合法权益，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张玉林告诉记者。
这一时期，各级工会本着“以最小成本实现职工（农民工）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在处理劳动争议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出现了西安市碑林区总的职工信访劳动争议调解室、洋县工会劳动争议仲裁庭、岐山县总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石泉县总和汉阴县总农民工维权代表制度等许多工作、制度创新。
据统计，多年来，陕西各级工会通过援助中心这个窗口，接待职工（农民工）来信来访741543人次，给予法律援助2755人次，大量的社会矛盾在此消解、平复。
（二）
至今，李增成、李增兵兄弟提起陕西省总就赞不绝口。2006年哥哥李增成从陕西平利县农村到山西太谷县打工，不幸工伤致残，弟弟李增兵由此踏上漫漫维权路。鉴于兄弟俩异常贫苦，而责任企业百般推诿，陕西省总困难职工援助中心自一接诉就把此案作为典型案件进行办理。但跨省维权，援助中心虽动用多种手段，仍然一波三折。后来总算推进到太谷县法院并获胜诉，却不料又遭遇执行难，经省总援助中心反复帮助讨要，到2011年4月仅执行回1万元赔偿。
在此情况下，中心将案件上提，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玮亲自督办。很快，经由陕西省高院院长安东跨省协调，三位法官亲赴太谷县，推动该县法院加大执行力度，于5月24日将剩余赔偿全部执行到位。“前后5年，我们都快绝望了，是工会的坚持和帮助才走到今天的。”李增兵说。
这类案件，从省总援助中心到市、县两级中心，每年办结的都不在少数。王春雷说：“对于协调化解、依法调解仍然没有结果的案件，我们各级中心该出手时就出手，直接帮助职工、农民工走劳动仲裁甚至到法院打官司。”
作为具有示范全省作用的省总援助中心，每年专“挑”两类案件直接办理：一是有典型、样本意义的案件；二是案情复杂、难度明显很大的案件。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