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影
两行高大挺拔的毛白扬，在春风的吹佛下哗哗作响。蓝天白云，阳光普照，远处的天山主峰——博格达峰清晰可辨。白杨树下的安宁渠湍急地流淌着，清泠泠的渠水来自远方的雪山。公路旁，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在焦急地拦车，他想尽早赶回部队，参加业务培训。
这名小战士入伍刚刚5个半月，崭新的夏季3号军装穿在身上尚显宽大，瘦弱的身体被罩在军装里。他军帽端正，上衣风纪口紧锁，肩头上一侧为军用包，另一侧是军用水壶，胸前佩带着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虽然势扎得牢，但明眼人一瞧，便知是个兵娃子。
这个兵娃子就是我。那是1971年5月的一个星期三，我刚满17岁。
我去军区总医院看病，倒霉的是正赶上皮肤科一、三、五政治学习，门诊不看病。地处塞外边垂的乌鲁木齐气候干燥，内地人初来乍到，皮肤干痒得很。这病说病不是病，但影响睡眠，痒得人心烦意乱。先在部队医院看过几次，无济于事，下决心请假到军区总医院看专科，来了却吃了闭门羹，失望无奈中有两种选择：要么进城闲逛半天，两点钟赶到军区俱乐部，乘坐部队班车返归；要么另辟蹊径，挡便车返回。第一方法是正常的路数，到市区放松一下，回去领导也无话可说。可我对逛街毫无兴趣，况且训练任务很重，耽误训练于己于公都无益。于是，挡车便成了我当时的选择。
一辆卡车过来了，我连忙挥手示意，人家似乎没看见，呼啸而过。又来了一辆，还是大卡车，人家瞧了两眼挥手的我，依旧是视而不见。焦急的我有点来气儿：真把当兵的不当人，当黄萝卜？行不行你给句话或示意一下成不。我就不信，没有好心人，没有助人为乐的。“首长同志，能捎我一段，回部队吗？”一辆越野吉普车终于停了下来，我急忙上前搭话。
“小同志，慢点说。”—位约50岁上下的中年人，关切地询问着。“上来吧，正好顺路，我们过你的101部队。”这是一辆国产的吉普车北京212型，是仿制前苏联嗄斯69越野车造的，最早出现在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前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乘坐的正是同一车型。部队把这种车配发到军和师一级。在当时，能坐这种车的人一定是县团级以上的首长。
首长姓潘，知道我看病无果急着回部队，是不想耽误训练上课时，十分高兴：“当兵就要抓紧学习训练，小同志你做得好。”随后，我俩我一句、我一句，交谈起来火热而亲切。我说：“我出身在军人家庭，父亲是老兵，抗日时期当兵的，我哥也是兵，六十年代入伍的，已是连职干部。”他说：“我们有缘，我也当过兵，老兵，已转业多年了，现在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吉普车疾驶在公路上，一路向东，向着部队的方向。路的右侧，也就是首长和我坐的这一侧，是安宁渠，还有排列整齐的毛白杨树。
首长望着窗外的渠水和树木，指了指，转过头来对我说，这条渠和这些树，是五十年代初期在王震司令员的指挥下，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凿建设的，水渠的名字叫安宁渠，是因为它的建成安宁了一方百姓。
边疆的建设，离不开军人，离不开当兵的，特别是当年的老兵。首长的一番话，令我这个新兵顿生敬意和感慨。战争时期，和平时期同样离不开军人，离不开当兵的。
约20公里的路程，不知不觉就到了。下了公路再走约一公里土路，即可到部队。我要下车，首长执意不肯，看了看手表：“送你到营区大门口。”转眼工夫，即到达营区大门，下车后我庄重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这是我入伍后首次向地方同志敬礼，向一位边疆老兵敬礼。他回敬了我一个军礼，一个老兵的军礼，比我的军礼更标准、更有军人气质。
从军十载，在同批战友中，我首批入团、入党、提干。执行三次一级战备任务，我二次受嘉奖。
第85个建军节到来之时，潘首长那标准、饱含深意的军礼，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