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处底层的农妇李雪莲欲生二胎，与丈夫假离婚，不料弄假成真，丈夫另结新欢。农妇想要出这口气，开始上访之路，从乡镇到县、市，最后闹到北京人大会上，一直闹了二十年。她在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中，改变了一大批官员的命运。最后，尘埃落定，二十年上访成了“笑话和羞”——就像这篇小说的结构，两篇长长的序言之后，仅占全文不到百分之五的正文标题：玩呢。
这种结构有什么寓意？刘震云解释说：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八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很多事说明白。
这种解释差强人意；当然，它不影响你的阅读，它只是改变了序言的本意——所谓序言，是引子，是龙套，是说明书。而这个序言，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甚至决定了标题。
整个小说读下来，从各级政府、涉事官员的角度讲，主人公更像是清末轰动京城的“小白菜”；从李雪莲本人讲，她是“窦娥”；标题所提到的“潘金莲”，更像是一个幌子，阅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能说标题哗众取宠，但总是与内容牵强，有生拉硬套之感。
作者估计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于李雪莲是“潘金莲”的说法，特意有交代，但一来显得突兀，二来属细枝末节，与整个小说的立意、主题关联不大。
我注意到，刘震云在采访中，曾经提到过这篇小说的另一个标题《一万句顶一句》。他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奖，知名度已经有了，考虑市场的话，这个标题更好。
我倒以为，真正从小说的内容来讲，最贴切的标题是：一万句不顶一句。
你看啊，因为想要得到前夫的一句肯定，李雪莲折腾了二十年，对人说了无数的话，但没有人相信她，已经痴狂到和牛对话的程度；不是一万句不顶一句嘛！不是一出荒诞的正剧吗？
说其“荒诞”，是因为本来只是一对农村夫妇的家事，一步一步，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演绎成惊动国家领导人的大事。荒诞的人物，荒诞的情节，荒诞的境遇，随着故事不断向前推进，你觉着怎么会是这样啊？怎么会成这样啊？
说其“正剧”，是因为小说正面描写了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现实困境：上访，这个被国家法律明确的公民诉求渠道和政治表达形式，被各级政府和官员导演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一幕闹剧和丑剧。作品通过冷静的文字，描写了李雪莲是如何成为地方官员的“心病”，上访又是如何成为一桩“严肃的笑话”。
刘震云将其认为是一部“底线之作”，一部探寻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底线的作品。他在采访中说：真正的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窃以为恰恰相反，正因为社会的荒诞才导致了生活的荒诞，进而是人的荒诞。
刘震云先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塑造了李雪莲，这个在常人看来思维怪异、难以沟通的农妇形象；安排了一个××省××县××乡的模糊背景；罗列了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民警等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公务员——这样的描写，难道是为了说明“人的荒诞”吗？
同样是农村妇女的形象，同样是告状这个题材，我无法不把李雪莲与《秋菊打官司》的秋菊做个对比。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秋菊——这个性格执拗、心地善良、坚持正义的西北妇女形象。至于李雪莲，喜不喜欢不要紧，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类似李雪莲这样的人物绝非另类，类似李雪莲这样的故事绝非个案。
在当代文坛大家中，像刘震云先生这样，着眼于现实生活，着眼于草根百姓，着眼于民生艰难的作家不多。虽然从文学性讲，《我不是潘金莲》算不得刘震云的最好作品——我甚至认为他没有用力写：主人公性格几近偏执，让人难以理解；有的情节设计不合理，感觉刻意为之；前半部过分讲究语言的简洁洗练，导致后半部大段大段地论述以自圆其说。而从现实意义讲，这是一部“有良心”的作品：它直面当代中国，用形形色色的人物、热热闹闹的情节，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正剧。
□刘紫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