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培云·
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吃”字。谋生叫糊口,工作叫饭碗,混得好叫吃得开,受偏爱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碰壁叫吃闭门羹,妒嫉叫吃醋,庸人叫饭桶等等,说法可谓多多。不仅如此,吃的理由也是名目繁多。过年过节吃、婚丧嫁娶吃、添丁满月吃、上学搬迁吃、聚会待客吃……总之是悲也吃,喜也吃,乐也吃,闲也吃,就连平时见面打招呼也是用“吃了吗?”一句取而代之。由此可以窥见出,吃文化在中国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哥哥患有肺结核。母亲听别人说清油炒鸡蛋能润肺,就天天给哥哥炒一个鸡蛋吃。60年代,鸡蛋是稀罕之物。母亲能满足哥哥每天一个鸡蛋的需要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了。无奈之下,母亲只好用馒头擦一下油锅,沾点鸡蛋渣来哄我的嘴。开始我还觉得行,时间一长就难以忍受,后来我就索性不吃。只要见母亲拿锅,我就往外跑。眼不见嘴不馋。
记得还有一次,我到邻居家去玩,正好赶上人家吃饭。我的一个小玩伴端着一碗酸菜炖粉条大口大口地吃着。回家后,我闹着也要吃,母亲说家里没有,等有了再做给我吃。当时的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对母亲的不为很有些怨恨。真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炒鸡蛋和炖粉条是我童年时期在吃上留下的最为深刻的记忆。那时候的我曾发过誓,立过志向:“等我长大以后有了钱,先把鸡蛋和粉条吃个够”。直到如今我对炒鸡蛋和炖粉条仍然是情有独钟,菜中之最爱。
到了70年代,家里生活窘迫的状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善。更有俗话说得好,“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时候人们为了换个口味,发明了一种用玉米面、红薯面、白面混压成的钢丝饸饹。杂粮性质没变,只不过是做法吃法有所变化。那时候,大多数家庭都吃它。一开始觉得比窝窝头强,时间一长也是一样难以下咽,如同嚼蜡。最为恼火是吃得多了胃里火烧火烧的,直吐酸水。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对红薯饸饹依然是一辈子不吃一辈子不想。医学上说胃是有记忆的,也许是那些年红薯饸饹对自己的胃伤害太大了,胃不再接纳它。
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每月的45斤限量供应,对正值身体发育的我来说也是寅吃卯粮、凑凑合合,根本谈不上吃饱。
社会发展到现在,吃饭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不是问题了。人们不再为吃而吃。从吃饱到吃好,从吃什么再到不吃什么,吃饭的内涵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管是公款吃喝还是私人就餐,吃请、请吃日渐兴盛。有请必吃,有事必请。几千、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盛宴、豪宴、天价宴早已不是什么道听途说之事。吃,涵盖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吃“文化”日益繁荣带来的不仅是“三高”的飙升,同时也嵌入了更多的社会功利性,这也是让百姓最为诟病的。
吃本身没有错,一个生命个体不吃,生命就难以为继。然而吃而无度、吃而铺张、吃而奢侈,这与中华传统的尚俭美德是背道而驰的,也玷污了吃文化的本来要义。吃应慎之、吃应节之、吃应俭之,当成为我们的时尚追求。
“果子狸”的“非典”谢幕演出,还为时尚早。
(澄合矿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