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鹰
记得孩提时代，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办年货、买新衣、祭灶神、做花馍、写春联、闹社火……如果说腊月是年的序曲，那么，闹社火便是年的尾声了。换句话说，闹社火，是“年”这台大戏的压轴戏。
我从小在关中农村长大。五十年代的乡下，文化生活单调而贫乏。父辈们一年四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根本无暇顾及娱乐。唯独到了过年时，才有了自娱自乐的时间和氛围。
以乡为单位，选一块较大的打谷场，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竞相前来观看。锣鼓声中踩高跷的，耍武术的，跑旱船的，扭秧歌的，大头娃娃穿梭在秧歌队伍之中，边扭边做出滑稽的动作，逗得人们哈哈大笑。然而，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出彩的，莫过于独具关中特色的“芯子”。只见几个穿着古典戏装的儿童，被大人固定在竹竿上，其身后的长竿末梢上，再固定着另一个儿童，长竹竿竖在空中，足有二层楼房那么高。下面是一个方桌底架，竿子就捆绑在桌子的腿上，由四个壮年男子用肩膀抬着，旁边还紧随一个壮汉，举着一个顶端做成三脚架的长竿，以备“芯子”上的儿童休息用，“芯子”跟在秧歌队伍的后边，向着打谷场方向行进。
“芯子”，是各个村子轮番上阵的拿手戏。“芯子”上的儿童，一般提前一周就选好了，条件是四岁以下，乖巧听话，眉目清秀。谁家的孩子如被选上，不仅家长脸上光彩，亲戚朋友也引以自豪，孩子还能得到两元钱的补贴。
五十年代初，刚满三岁的我有幸入选“芯子”戏童。正月十五那天早晨，正在院子放炮的我被母亲叫到屋内，简单地吃点油炸麻叶和花馍，因为上“芯子”有“约法三章”：不准吃稀饭之类的流食，以防表演过程中撒尿，欲下“芯子”非常麻烦。吃罢上午饭，母亲领着我来到村长家里，一个和我同岁的女孩，还有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已先我到达。不一会，来了三个行家里手的中年人，熟练地给我穿上武将的铠甲戏装，我身后的男伙伴被打扮成“小武松”：头上的武士帽前还别着一个绒球。再看与我同龄的女孩，身穿穆桂英的戏装，身后还插着四面小旗，头戴凤冠装饰，煞是英俊威武。打扮好后，我们被领着走出村长家，门外墙上靠着一个梯子，男小伙伴先被抱上梯子，大人将他的腰部和腿用帆布和竹竿捆绑在一起，再把我也抱上梯子，把竹竿固定在我的背部。这时，我才发现我背后的竹竿上，已事先用铁丝固定好一个四方木架子，架子的另一端，是用来固定小伙伴身后竹竿的。这样，我俩就分别被固定在两根竹竿上了，我背后的竹竿再被固定在方桌腿上，那个“穆桂英”则被固定在另一个竹竿和方桌上。一切准备完毕，待村里的秧歌队扭着舞步走过来时，我们被抬着跟在秧歌队伍后面向前行进。
村里的大街小巷，村外的田间地头站满了围观的村民，男女老少都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芯子”上的戏童，有指手画脚的，有交头接耳的，我们成了“社火”表演队里的小明星。待表演完毕，我们得到“解放”，被一一松绑放下。这时，我看见我背后杆子上面小伙伴冻得红扑扑的脸上，已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狼狈相。母亲拉过我冻得冰凉的小手，心疼地放到她的胳肢窝里，边暖边抱怨：“以后说啥也不让我娃再上‘芯子’了！”
时光荏苒，转眼60年过去了，当年表演“芯子”的我，已步入中老年行列。每逢到了百节年为首的日子，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闹“社火”——这个民间的艺术奇葩。那关中“芯子”的竹竿上，凝聚着我趣味的童年，有自豪，有亲情，更有着浓浓的乡土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