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
和刘俊华成为朋友是命中注定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铜川干事，常写一些文字投向《铜川矿工报》，刘俊华正好在这家报社当编辑，通过文字，一来二往我俩就认识了。我对他很崇敬，专程到铜川拜访他，和他越混越熟，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刘俊华是关中腹地的咸阳人，关中人最大的特点是脾气直、待人实诚。他沾了实诚的光也吃了实诚的亏。中学毕业后刘俊华先是回乡在生产队当社员，后当公社“八大员”耍起了笔杆子，按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能弄个基层官员当上，没想到鬼使神差他却当了矿工。当矿工就该好好挖煤，他却重拾旧梦写起了文章，一篇散文竟在全国煤炭系统获了大奖。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于是，他就脱了黑袄袄，扔下妻女只身进铜川当起了记者。干上自己爱干的事儿，他如鱼得水，风雨无阻奔波于百里矿区，在“黑户村”与矿工交谈，在羊肠曲折的掌子面采访，一熬一夜写作。他当编辑之余写消息、写通讯、写时评、写散文、写诗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篇篇出彩。写作使他压抑的情感得以释放，让他名利双收，也损坏了他的健康。
农民的后代最知足。有一次，我到铜川探望刘俊华，他正从山道上挑水走进租住的油毡房，我要接替他，他说：“我吃轻松攒下劲了，你干的是苦活，歇着。”忙让妻子快做饭，给我来干面，大碗。吃过饭，又领着我打截路小跑到报社，拿出我投的稿子说：“是个成材的树，好好写，必大有出息。”
刘俊华长像似“兵马俑”，外表粗糙，看起来木讷、呆板，却最会体贴人。在我眼里，他不但是位知己，更是一位兄长，教我为人作文的道理。有一次，他和我谝到星稀夜半，他说：“咱农村人不怕吃苦，弄这事只要你能下苦，就能写出好东西。”临走时，叮嘱我就睡在编辑部办公室的床上，不用去旅馆，能省几块钱。
那一年，矿务局领导赏识他的才华，特批给了他一套20多平方米的房子，上学的三个女儿在卧室搭架子床睡，客厅一隔为二，里面是灶房，外间支了个大床，就成了他两口的卧室。那是一栋老旧的家属楼，我走进他家的门，室内灯光暗淡，拥挤不堪，连个转身也打不开。他却拉我往床上一坐，骄傲地说，这房子是他凭本事分到手的，陈旧窄小不怕，好处是离办公室近，上班方便。他告诫我，在搞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要写一些新闻稿件，对于靠文字安身立命的人有益处。当晚，他让我先睡，自己又爬在小饭桌上写起文章。屋里闷热，吱吱作响的小风扇吹着不顶事，他就脱了衬衣光着膀子写，说：“老家扬场的风吹来多好呀！”我热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用一把竹扇子给我扇，等我睡一觉醒来，看到他却爬在桌上呼噜噜打鼾。
铜川是我的“娘家”，是我文字起家的根，在那儿十年，我结识了不少贫贱朋友，后来我三五年就要回去一次，每次去都不忘看望刘俊华。想念时彼此就打电话、发短信。
大约是2010年的10月，我在去陕南的途中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的小女儿和女婿安排在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和老婆正在经管给女儿装修房子哩！“我退休后就住在杨凌，以后咱哥俩就离得近了，能常见面谝了。”他的语气里带着少有的欣喜。我也为他辛苦一生，能有个好落脚感到格外高兴，并承诺下次一定去看他。
2012年春节前，我拨打刘俊华的手机，但一拨关机，两拨关机，心里就生出莫名的惊慌。我忙在网上查他单位的电话，他的一个同事答：“老刘前一段都殁了。”我的脑子“轰”的一下成了空白，咋能相信这是真的？我打电话向另一位朋友杨治华求证，杨治华说：“去年年底，他患脑梗落下偏瘫、失语，在床上躺了近一年，走了，悼词就是我写的。”
我愣怔怔半天，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难道这就是人生无常？
初春的夜晚，我又想起俊华老兄，拨打他的手机仍是关机、关机，这才明白他真的离我而去，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再也打不通的电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