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孔子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在圣人看来，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非得要别人去做不可，但是若为“己所不欲”之事，则万不可强加于他人。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则提出“己所欲并欲人亦欲”是“我们应该为服从而服从的规律”。这种道德边界未必就是金科玉律、千古不变，但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滑坡的严峻现实来说，在安全生产中引入这样的道德边界扎紧最基本的道德篱笆，依然十分必要。
现代意义的生产不论从动机、过程还是结果来看都必须要有安全的考量，都必须作出道德的评判。道德是人们社会性的基本要求，没有道德的维系，社会很难建立起正常的有效的低成本的秩序。在社会化的有组织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不再是个人孤立的行为，其安全的道德边界就显得十分重要。企业主不能无视员工的安全，企业也不能无视消费者的安全，不然，安全生产就会被极度扭曲。诸如大量煤炭企业（包括国有大型煤业集团）就会无视矿工的安全，为完成生产任务（或某项经济指标）而逼迫矿工下到瓦斯超标或有冒顶危险的工作面；类似富士康那种“血汗工厂”也会层出不穷；而像“三鹿”那种视消费者健康乃至生命为儿戏的无良企业，也会不断花样翻新后再次粉墨登场，继续祸害消费者，践踏市场法则，挑战人们的道德神经。
一切无视安全生产的行为都是利益驱使的结果，因此要保证安全生产就必须找到安全与利益的平衡点，既不能把企业只看做是赚钱的机器而无视任何社会责任，也不能“劫富济贫”，把企业当“唐僧肉”，用无休止的社会责任将其压垮。而是应当使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利益诉求有机结合良性互动，要使企业在追求更大的盈利的同时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样，用适度的社会责任将企业与社会紧紧连在一起。这一适度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
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会有很大不同。有时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企业利益，比如企业本身真正（而非造假）处于亏损状态时，是无法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这时倒需要社会尤其是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理解与帮助；而有时企业则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战时经济，虽然它牺牲了太多的职工利益，但这毕竟都是特例。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应被框定在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以内，应当努力道德地生产，生产“道德产品”。
具体来说，一个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按照什么标准去生产，都必须有道德的标准，生产者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产品的安全问题。你生产的汽车自己都看不上、不放心、不愿坐，怎么能吆喝着让别人去坐呢？你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先给自己的孩子喝喝，加了瘦肉精的肉自己不妨先吃吃再说。如果自己心知肚明，对有问题的东西不吃、不喝、不坐，你凭什么要让别人去吃去喝去坐，这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它刺穿了安全产品的道德边界。产品不再是“道德产品”，而是道德杀手。在生产过程中，一些无良企业主，包括某些大型国企，有的无视员工死活钉死车间门窗，致使火灾时员工无法逃生；有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产带血的煤炭；有的为了取得超额利润，极力压低员工待遇，甚至雇佣童工等等。这些企业应想一想，将老板自己赶到危机四伏的井下生产带血的煤，“囚”在有火灾隐患的屋子组装产品，把待遇压到勉强吃喝，你能接受吗？你觉得很道德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都是一理，没有了道德边界的生产，就只会是生命的无底黑洞，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生产道德的约束毕竟局限，只有立法上对敢于突破生产道德底线的行为进行严惩，要让其付出高昂的、难以忘记的代价，让其永记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要让自己挖掘的道德黑洞成为自己的坟墓，让其每每离开这一边界，就会想起曾经付出的代价。 （张同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