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儒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从师大毕业志愿回到家乡工作，当时的政工组把我安排到县教研室。可我只工作了两个多月，单位就抽调我去下乡住队。我是农村出身，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去村工作我是没有畏难情绪的；另外，也想给领导留下个服从分配的好印象，于是，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和我一起分到永太公社乐安大队曹家坪村的是一位在中学教音乐的赵老师。赵老师歌唱得很好，经常看着五线谱哼唱歌曲。我虽然也爱好音乐，但只识简谱，平时只能看着简谱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对五线谱却是一窍不通。我想，能识五线谱也是一门学问，何不借机向赵老师学学。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赵老师满口答应。于是，工余我便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学起了五线谱。
我们住在队部的一间房子里，吃饭是挨家挨户地吃派饭。吃派饭是土地改革以来沿袭下来的传统管待方式，这种管待方式有利于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的风俗民情，我们也乐意和群众近距离接触，只是农民的生活很艰苦，饭食的质量太差。那时候虽然已经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好多年了，但农村的生活状况还是没有缓过劲儿来。尽管在管我们吃饭的那些天，每家都是千方百计地提高饭食的质量，但粗粮无论如何变换花样，都改变不了粗粮的性质。玉米因为太凉，吃多了不是肚子涨就是跑后；高粱因为太热，吃多了不是肚子发烧就是拉不下。更不要说糜面镆吃得人小便频繁，让人十分尴尬和痛苦。我比赵老师年轻，状况稍好些，赵老师的体质则明显下降了。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偷偷买了些饼干自己进行调剂。面对农民的艰苦生活，我们不好意思提出什么要求，但脑子灵活的赵老师却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一天，老实憨厚的曹队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闲聊。说到我们各自的出身和经历，赵老师突然向队长介绍说我是麦族人，还将五线谱给曹队长看，说五线谱就是麦族的文字，还说麦族人主要是吃麦子，吃汉族的粗粮已经将肚子吃坏了。我多次给他使眼色，赵老师却不顾不管地说下去。曹队长听了惊奇地张大了嘴巴。他先是吃惊地说我国还有麦族，赵老师说我国有56个民族，麦族便是其中之一。曹队长点点头，看了看五线谱，大概觉得那五线谱上的黑点有点像麦子，就又点了点头。他又看我长得黑红粗糙，满脸胡须，也就确实相信我是个属于少数民族的麦族人。临走时，曹队长说，你们来帮助我们农业学大寨，我们不能亏待你们，我想办法给你们弄些细粮吃。
农村人从来无一句虚言，总是说到做到。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每天便都有细粮可吃了，不仅中午有一顿可口的面条，连参和着麦面的馒头也都有了。原来，曹队长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将队里的贮备粮拿出来，给每家每次五斤麦子的补助。淳朴诚实的农民，便用这些补助来管待我们，让我们很是感动。当然，由于增加了细粮，我和赵老师的体质才没有被搞垮。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说起那时骗吃的事，真有些荒唐可笑、可悲可耻。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总是深感愧疚不安。我很想向曹家坪的父老乡亲赔情道歉，但至今却没有机会实施，使得这件事成为永远难以抚慰的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