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正史中并没有他的传记。不过，高俅之所以家喻户晓得益于《水浒传》，在小说里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之徒。
高俅原是一个市井无赖，一度成为丧家之犬，活得很窘迫。但是，高俅并非等闲市井无赖，他会刺枪使棒，吹弹歌舞，相扑顽耍，尤其擅长踢脚气毬（据说是现代足球的雏形）。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王晋卿便是驸马爷王诜，是英宗皇帝的女婿，徽宗皇帝的姑父。高俅在驸马王诜身边做亲随的时候，徽宗皇帝还是端王，一次偶然事件改变了高俅的命运。有一次，王诜与端王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随后就派人给你送去。”当天，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兴趣盎然地观赏。赵佶注意到高俅，凑近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点了点头，于是二人对踢，高俅秀出了高超的踢毬技能，让赵佶非常高兴。赵佶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说他把高俅留下来，做自己的亲随。
自那以后，高俅每日陪伴端王赵佶，寸步不离。不到两个月，哲宗皇帝驾崩。因为他没有儿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为徽宗。徽宗即位，便有意提拔高俅，并为此煞费苦心。当时干部政策有严格规定，凡是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必须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像高俅这样的闲杂人员，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武官任用也有规定，没有在边境立功，不得为三衙长官。因此，徽宗采取变通办法，先让高俅下基层挂职锻炼，在守卫边境大将刘仲武手下锻炼一些时日，刘仲武在边关作战立下大功，高俅也跟着沾光。由于高俅上头有人，而且很硬，凭借挂职锻炼的功劳，一跃成为殿帅府太尉，统领京城八十万禁军。
别看高俅平步青云，一下子当上了太尉，成为位极人臣的大人物，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始终不脱小人的本色。上任伊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报私仇，打击报复。禁军教头王进因为患病未痊，缺席参拜新任太尉，高俅当即大怒，认为他“搪塞本官，抗拒官府”，立即派人把他找来，狠狠责骂了一顿，若非众多牙将求情，王进当时就在劫难逃。高俅急于修理王进，一是为了报仇，因为他曾经被王进父亲一棒打翻，二是为了立威，毕竟他心里有些自卑，尽管被破格提拔了，但是底气并不足。君子胸怀坦荡，厚德载物，从容自信，而心胸狭窄，报复心强，缺乏自信，正是小人的第一大特征。
小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胸无大志，缺乏战略眼光，只顾眼前利益，只会做表现文章。禁军是大宋主力部队，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京城的重任。高俅掌管禁军，本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可是，高俅却热衷于玩花架子，哗众取宠。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花样，场面非常热闹。但是，这样的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忽悠对军事外行的徽宗还行，真枪实弹作战就不行。
小人的第三大特征是，私欲压倒一切，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当时大宋内忧外患，辽金一直虎视眈眈。高俅官居太尉，不懂得责任重大，不致力秣马厉兵，却一门心思以权谋私。靖康元年，高俅的保护伞宋徽宗退居二线，有大臣上书揭露高俅腐败行为，指控他“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这就是高太尉干的好事，不仅侵占军营地皮建私宅，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为他家干私活。更邪乎的是，居然本末倒置，高家私活高于本分训练。凡是会手艺的，就得去高家服私役。如果你没手艺，便花钱雇工匠代替。有钱的出了钱，可以免于训练；没钱的找营生赚钱，也不能训练。高俅如此治军，终究导致纪律废弛、军政不修，使大宋王牌军变得软弱涣散，简直形同虚设。就高俅个人而言，在京城营造那些房地产，转手倒卖一下，就可以财源滚滚，获得大量黄金白银。但是，对于大宋来说，让高俅掌管禁军，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毁长城。历史总是无情的，当金国虎狼之师大举入侵的时候，京城几十万禁军没有进行有效抵抗，就土崩瓦解了，眼睁睁地看着京城沦陷，皇帝被俘，生灵涂炭。如果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那么作为禁军统帅的高俅，对于北宋的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何止两汉的兴衰与贤臣小人密切相关，所有朝代都不能摆脱这个兴衰的规律。可以说，任何清明繁荣的时代，都是君子当道的时代，任何腐败衰微的时代，都是小人得志的时代。 （陈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