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影
母亲在九十二岁高龄时，静静地在她的老屋告别了这个世界。老屋陪伴母亲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岁月。我知道她的灵魂将长久地厮守她的老屋，她没有遗憾。
老屋院里的菜地里，两行小葱格外翠绿，架上的黄瓜花，黄灿灿的，残留在花瓣里的水珠，晶莹剔透，将这黄灿灿折射得绚丽可人。然而母亲走了，再多的生机也掩盖不了老屋的衰败，在我的眼里，老屋陡然间老了。山墙上的泥土脱落得不堪入目，石板台阶上累累的划痕和阴阴的青苔连成一片，那一条条、一斑斑，似我的记忆，似我的思念，似我的无奈。
位于村北头的老屋，曾经有过令人羡慕辉煌的过去。一座典型的北方殷实人家的四合小院，占地面积不足5分地，半边盖的土木结合的东西南北13间房，在民国晚期和五十年代，是村中多数庄户人家梦里奋斗的目标。听老人讲，若不是祖父身为教书先生，为人忠厚，再加上父亲早早加入革命队伍等因素，土改时成份一定会被划成富农，而不是低划成上中农。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好房子，是无数国人的梦，一个美梦。这个美梦对母亲而言，早已美梦成真。凭借身为老屋的主人，又为革命军人的家属，双重光环下的母亲骄傲光荣。那时的母亲昂首挺胸，喜悦心情遮掩不住，常常挂在脸上。
天气，既是天象也是天意。陪伴母亲在老屋度过的最后一个夜里，雨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清晨，雨下累了，终于停歇下来。
阴云密布下的东山时隐时现。它地处村子东面，相距村子4里路，故被村人称为东山。它是晋南中条山的支脉延伸段，山不高不大，瘦瘦的，林木不算茂盛。中条山历史上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治水大禹的故乡，夏朝在此建都，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发生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道理正源于此。
母亲一生钟爱故乡的老屋，数十年蛰居在东北、西北等地的大城市，心里始终不忘老屋。晚年更是时常叮咛众儿女，她想老屋，她要住老屋，她要在东山坡上，在她的“新宅”中与老屋相邻相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夏日，随着一阵喜庆的唢呐声，做为新娘的母亲，被一顶四人抬的大轿送入新屋的西厢房，不满20岁的母亲在这里开始了她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一段令她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里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好于位于山脚下的娘家，这使她舒心。祖父是受村人尊敬的教书先生，爱屋及乌这使她脸上生辉。不久，她生育了我的兄长，柳家的长子长孙，母以子贵，她的地位又随之提升。后来，父亲当了八路，参加了革命，这使人惊喜交加，一次汉奸告密，她被迫携幼子逃至东山里一远房亲戚家，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七十年代，村里重新调整庄基地，我家新分了一块地，对西厢房有着感情的母亲，执意在向东迁移二百米的新址上，把西厢房原模原样地翻盖起来，这是母亲盼望多年的。从前与大伯大娘共居一院，难免会磕磕碰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大院子，一处属于真正意义上自己的房子。父亲对此态度漠然，长年在外，翻盖老房能有多大作用，能住几回？但他顾全母亲的感受，同母亲一起同心协力，用一个月的时间，一座新旧混搭的农家小院落成了，花费不多，仅用了700多元，那时钱真值钱！
经过搬迁翻盖的西厢房，消失几个月后再次重新矗立，大梁、门窗、青砖等均是老料。父亲曾建议，既然决定要盖，就索性用新材盖新样式，可母亲坚持就要老料，她就喜欢从前的样子。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母亲的坚持有她的道理。西厢房是她荣耀之地，是她一生中最留恋、最出人头地、最光彩的一段岁月。进城随军后，这些光环不再，这些逐渐在她心中成为一段记忆、一个梦想。
翻盖后老屋的西厢房，母亲又回来住了几次。有时，同父亲一起，有时她一个人回来住。
老屋是母亲的荣耀。令母亲自豪一生的另一件事，也发生在老屋。就是母亲年轻时打过狼，并且从狼嘴里救下一邻家的男娃，事情就发生在距老屋不远的麦场上。五十年代中期的夏收季节，闹狼灾，因天旱，山中的狼纷纷下山，咬死村人、羊、猪、小牛的事频频发生。一天夜里，她和邻居在麦场上睡觉，睡梦中惊醒，一只狼正叼着4岁大的男孩，她惊呼着，起身奋力追赶，狼无奈丢下娃娃向山里逃窜。
随军后，母亲跟随父亲部队在东北各地频繁调防，迁徙搬家成为常态，后来落脚沈阳稳定下来。身居大城市，然而母亲与大城市无法融为一体，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乡下人，城里的家是临时的，老屋才是她真正的家。她固执地坚持了这一观点，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后来在西安，这一坚持就是整整六十年。六十年的岁月，多么遥远漫长，她痴心不改。早些年她与父亲发生矛盾，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回老屋呀！”在她眼里，城里的楼再高，路再宽，生活条件再优越，一切的一切与她何干？老屋，只有老屋，才是她心情愉悦之地，才是她理想的栖身之所。老屋在她心中的位置与分量，是无法被更换替代的。
我童年记忆中的老屋，印象深刻的是屋大房多，南厢房里堆放着早年不用的杂物：有体积巨大的老式木柜、条凳，木格栅的旧窗户透射的光线十分有限，屋里总是黑漆漆的，有种阴森恐怖之感。我从不敢独自进入，特别是在天黑之后。老屋外的一棵老杏树低低的，丰满的树冠下是娃娃们的天地，嬉戏打闹，听大人讲陈旧的鬼神故事。还有一边的小磨盘，一头小毛驴每日没完没了地转着圈，四、五岁的我，骑在磨盘上，毛驴转一圈，石盘上的我跟着转一圈，它转大圈，我转小圈，十分惬意。看着石盘上的麦子或玉米顺着小洞流淌下去，变成面粉，既好玩又有满足感。
我的女儿三岁时，正值我和她妈在读电大、夜大，无暇顾及她，她便跟随爷爷奶奶回老家，在老屋生活了四个月。当我再次见到她时，险些认不出来了：她一身土布棉袄，红红胖胖的脸上被野风吹出小小的皱纹，满口的家乡土话。她妈更是伤心，娃咋成了这样成了一乡村柴禾妮？还好，一个月后，活脱脱的城里可爱的女娃又回到她面前，前后变化之巨大，速度之快如同变魔术戏法。
母亲告别老屋的时刻终于到来。伴随着儿女和亲友的哭喊送别之声及唢呐锣鼓的哀乐之声，老人家上路了。巷头、村口、途中，爆竹声声震耳欲聋，送行的人群缓慢行进着，蜿蜒上百米。
母亲走了，在一片拔地而起的崭新四合院映衬下，陈旧的老屋更显沧桑。孤零零地竖立在村庄一隅，无情的时光把当年令人羡慕的四合院，变成今天这副衰败模样，既残忍又无奈。
东山坡上，母亲住上了新宅，她和父亲仍旧住在一起，欢乐也罢，吵嘴也罢，终将永久地在一起，永不分离。这里是她和父亲最终的归宿。这里距离村里的老屋不足四里路，很近，很近。
告别了，老屋。告别了，村庄。
回西安后，我把从东山坡上捧回的一把土，还有两棵野生酸枣树，转栽到我的书桌上。有故乡泥土的滋养，枣树定会生机勃勃，同时也会佑护我们晚辈，因为，它来自家乡，来自父母长眠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