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铭·
在文学这条充满“风声、雨声、读书声“的道路上，我和贵新兄年轻时是并辔而行，中年时是遥相呼应。如今到了夕阳唱晚时节，依然是惺惺相惜，心心相映。
我常想，人能跟人这样走过40多年，真的是不容易！
维系这种友情的，不是金钱，不是名利，不是吃吃喝喝，蝇营狗苟，而是对一种事业的共同爱好和为此而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
这种爱好就叫文学。
按说我应当称韩兄为老师，因为他文学修养与功力比我厚实得多，且年长我5岁，但相识相交久了，叫老师反倒觉得有点生分，我们又都是业余作者，属江湖中人，便遵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理论，以兄弟相称了。不过，前面都带个“老”字——我称他老兄，他叫我老弟。
老兄韩上过大学，后在西郊一家堂皇的大型企业当翻译，按现在的分类法应属白领；老弟我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干的是推锉刀抡榔头的粗活，现在就叫“蓝领”（其实说蓝领都高抬我等了，按我的想法应叫“黑领”，工作服上从领口到裤腿，整年都沾着洗不掉的黑油渍）。
文学这个行当最伟大的一点就是，缪斯不拒贵贱，谁爱她她都会对你秋波婉啭！
所以，40多年前，“白领”的韩贵新和“黑领”的徐剑铭，就在一个雪花飘飞的季节相识了。
那天我到西安晚报文艺副刊部送稿子，编辑郭树兴（丹舟）指着与他对面而坐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士对我说：“这位是韩贵新，我们的特邀编辑，诗歌、散文、小说写得都不错……”
很斯文儒雅的“韩特邀”起身与我握手。这个第一次握手，就成了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永恒瞬间。
其实之前互相都知道对方，所以握手时几乎同时像演“对口词”一样，冒出一句话：“我看过你的诗……”
不久，我们又见面了，不是报社，而是莲湖区文化馆。那里有个创作组，创作组集中了当时西安西郊地区业余作者中几乎所有的“名角”。创作组又办了个文学杂志叫《莲湖文艺》，我和韩兄既是作者又兼编辑（业余）……
记住：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派性斗争战火纷飞，文学战线百花凋零，整个中国正处于万马齐喑，“一地鸡毛”的乱世！
我们在干什么？追梦！
所以柳青先生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我说，再通俗点就叫“傻小子们的梦想”。
我和韩兄都属于这种“傻小子”——尽管我们都已经到了即将与青春揖别的年龄了，其时我二十六、七，他三十一、二。
不久我们又同时被借调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出版社编“秦岭文学丛书”。
说句显摆却并不属吹牛的话：那时节，几位而今现在陕西最红的作家，有的正在爬坡，有的还在“听课”呢……
好了，不说了。俺老弟兄俩的故事，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讲清楚的，得写书。
说说韩兄的“水平“。
韩兄的诗写得不错。最早读他作品是一首写西安报话大楼钟声的诗，题目叫《钟声嘹亮》。那诗写得气韵灵动，令人荡气回肠。说起来，那诗该我写。因为我是第一个——至少是第一批听到报话大楼钟声的人。报话大楼就在我学校的对面，钟声初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没写，可能是缘于“久居幽兰之室，不知其香”吧！
对了，我和韩兄还合作过两首诗，均发表在权威的《延河》上。合作的过程可以作个比方：他是诸葛亮，我是赵子龙。
在文学创作上，韩兄堪称“足智多谋”。一篇文章的主题定位，文字走向，情感沸点……韩兄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常常让作为听者的我目瞪口呆，然后便“依计而行”（最近在网上看到韩兄写的几篇书评，直教人茅塞顿开，自叹弗如！）。
七十年代，韩兄所在的那家大型企业的业余作者队伍，可谓兵强马壮，群星灿烂，在西安独领风骚。而韩兄是那帮作者们公认的“领袖”，属“教父”级别。出版社特意出版了他们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轰动文坛，韩兄的小说雄居榜首。
我出身“草根”，文学理论知识浅薄，又天性散淡，写作属于“隔墙撂砖头——胡抡”。除了已故的前辈作家，同辈作家中，陈忠实、郭树兴、韩贵新是我很敬重的朋友，功名且不论，见识是我十分赞佩的。所以每当“弄”出一部书，我都尽可能地先呈他们审读，请老兄们指点迷津，而每次都让我受益匪浅，收到“意外的喜悦”。
韩兄今年七十有四，虽身居陋室，却笔耕不辍，文采风流，意气蓬勃；网上文章更是云蒸霞蔚，美不胜收，真可谓宝刀不老啊！
诌几句歪诗，与韩兄共勉：
一生笔耕为追梦，
当时我辈亦年轻。
风雨寒暑等闲渡，
秋山远望叶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