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谦
1975年春节，我15岁，大我7岁的二舅带我回老家过年。
我家当时住在西安远郊，二舅在韩城水泥厂工作。二舅先从韩城到我家接我，然后带我到西安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到铜川，在铜川火车站坐了一夜，再倒长途汽车到延安子长县，剩下的路，一个字，走。
铜川火车站是第一个中转休息的地方，诺大的候车室，空荡荡的，很多窗户玻璃是破的，油漆斑驳的木条椅子上，坐的旅客并不多。二舅把他的大衣让我穿上，感觉还是冷。
不知哪位旅客禁不住冻，在大厅中心空着的砖地上点了一小堆火，烧一些捡来的木柴，十几个人围着烤火，其中有妇女儿童，我也加入进去，才觉着暖了许多。不一会来了两位纠察，上来就踢灭了火。二舅就和他们吵了起来，一会他们又来了十几个人将二舅带走了。时间过了很久还不见二舅回来，我第一次出远门，身上没钱，又急又怕。过了很长时间，戴眼镜的二舅才回来，大家围着他嘘寒问暖，好像迎接一位大英雄。
过了铜川基本上就是山连着山，汽车七扭八盘走在颠簸的山路上，四周基本上是光秃秃的山和冰封的河道，我一路昏昏欲睡，二舅则在背日语单词。
车过延安，延河大桥上满是黑压压的人。在食堂吃饭，要饭的一波接一波，有人为争抢凳子吵架。
子长县的老姑家住在闹市区，老姑父是个毡匠，瘦瘦的老姑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两个儿子没工作，姑娘在县剧团工作。已经腊月二十八了，他们家没什么过年气氛。二舅给老姑了10块钱，老姑一家推让了很长时间才收下。
临走时在老姑家借了个冰车，我们用冰车载上一袋面粉和一个大旅行兜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沿着冰冻的河道逆流而上，大方向朝北。天很冷，冰面很滑，刚开始还觉得挺好玩，走不久就累的人腿肚子抽筋。有时歇一会，又怕天黑前赶不到，就加劲地走，累得我趴在冰河上实在不想起来。
走一段就会见到一个村庄，狗叫声一停，就有老乡站在涧畔上呐喊：“哎，你们到哪里去？上来喝口水吧！”一路上，我们去了两、三家喝水，我开始还想他们不会谋财害命吧？上去后，老乡真是厚道，有的还给我们倒白糖水，那时的白糖在陕北农村可是很稀缺的东西。
下午5点多，终于看到梢墕村了。一个小山峁上站了几个人，手搭着凉蓬朝土路上张望。一会儿，其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向我们跑来，嘴里喊着“二哥、二哥……”
天麻麻黑，我们进了外爷家的窑洞，一盏小油灯，在窑洞里亮着。外爷、外婆连拉带推让我们坐到炕上。外爷瘦了，手有点抖；外婆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这一夜，我们拉话拉了半夜，完全忘记了劳累。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才仔细看了这个院子。院子在村西头，坐北朝南，门楼右边是一溜十几米长的牲口棚，砖铺的大院，上一个一米高的月台，再往后是一溜八孔砖面石窑，左右两边各是三孔厢窑，形成一个四合院。东北角还有一个小套院，又是几孔窑洞，中间是一个碾盘。
据说这院子是老外爷手里盖的，当年陕北红军和陕北省委、省政府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1934年8月，谢子长攻打河口负伤后在这里养伤半年，贺晋年将军养伤住了两年。
外爷冯汉章，1924年出生，34年参加革命，35年入党，曾在红军大学任党总支副书记，37年因肚子里长了个大瘤子，被组织用担架抬回家养病，后当地被国民党军占领，和组织失去联系；39年又重新入党，在子长县政府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及法院院长；解放后到长安县法院任院长，55年到陕西省干部文化学校学习，后留校任副校长；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69年送回老家劳动，77年平反后任省委临潼干休所所长。这些内容子长县文史资料《瓦窑堡儿女》上有记载。李赤然将军在《刘志丹领导陕北苏区反“围剿”》一文中回忆，1935年2月7日“刘志丹在秀延县的冯家梢墕村开会宣布了西北军委的组成和办公机关人选名单”，说的就是外爷家。
外爷对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自己家当成红军的粮站，1934年8月一次性给红军提供70余石粮食，随后长期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提供粮食。
外爷瘦了，黑了，手上的老茧很扎人。但很乐观，他告诉我，他就是靠放羊时在山里唱山歌才度过了人生的低潮。外婆整天笑眯眯的，一双小脚，跑前跑后，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好的，我记得那次吃了油饼、酸菜熬洋芋、杂面、麻汤饭、洋芋擦擦等。
大年初一上午，二舅拜年回来，带回一个糠窝窝头，说让我体验一下陕北农民的生活，我一看是个窝窝头，就咬了一口，哪想那窝头粗糙的像土圪塔，实在咽不下去，勉强吃了两口，就把剩下的悄悄扔进炉膛里。
四姨12岁随外爷下放，已初中毕业，因外爷问题不能上高中，在村里“育红班”当老师。
我有幸在外爷家微弱的煤油灯下读了几本民国时期的小学国语课本，读了鲁迅杂文集，读了辛弃疾的词和四姨写的诗，这些成了我的文学启蒙。
院子里住了三家，大概二十几口人，有外爷家、三外爷家和大外爷家。三外爷是外爷的亲弟弟，个子比外爷还高，心事重重的样子。大外爷是外爷的堂哥，人显得胖胖的，实际上有些浮肿，大外婆是外婆的亲妹妹，据说得过精神病，有时自言自语，我看到她有些怕。
村里一个叫忠信的男孩，比我大二、三岁，常来找我玩，他长的很结实，话也多，穿着开花的棉袄，手上裂满了口子，都说他是个好受苦的。后来听说他在开山放炮中被炸死了。
外爷家住在半山上，吃水很不方便。几口装水的大缸，揭开盖子可以看到底上有沉淀的泥糊子。有一次，我跟着二舅去沟底下驮水，赶着一头毛驴，在毛驴背上挂两个木桶，肚子两边一边一个。下坡时也不好走，都是羊肠小道。到了沟底泉边，水源就是两三平方米的水潭，边上是黄泥，中间有树叶和羊粪。用树枝拨出一片清水，好不容易用水瓢打满两木桶水，架到毛驴身上，再赶毛驴上山，走到路陡的地方，怎么打驴都不走，看到驴累的直放屁，我都不忍心再打驴了。就这样一次驮两桶水，放到瓷缸里还不到一半。
梢墕村是子长县农业大学大寨的典型，社员们一年到头除了种地就是修梯田，但生土翻上来，只造成了生态破坏并没有多打粮食。奇怪的是队里养的三匹蒙古良种马吃的膘肥体壮，就是不干活。原来，这几匹马的作用是为了给参观学习的人看的。
年初二，我和二舅去外婆的娘家拜年。外婆娘家的村子叫麻地圪坮，要走三、四十里山路。我骑着毛驴，二舅走着，我尽管戴着棉帽子，围着围巾还是冻的不轻，下了毛驴都不会走了。
路过涧峪岔公社，街道冷泠清清，商店的门也关着，没看到热闹的秧歌。
老外爷已去世多年，两个老舅都是社员，每家人口不少，都穷的吃不上，大冬天炕上还铺着烂草席，吃的果然是糠窝窝头。二舅又慷慨解囊。
大年初三，下雪了。早晨起来，已是白茫茫的一片，走在雪上有滋儿滋儿的声音。山野里有不知什么动物的脚印，外婆说那是“狼踪”。
一到吃好的，外婆总是忘不了给院里的几个舅舅送点。几个舅舅和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三个比我小，个个破衣烂衫，面有菜色，棉袄的袖口被鼻涕抹得油光光的，很是恓惶。
正月初四，我们要走了，外婆再三说，没有“破五”不能出门，无奈工作在身我们还是走了。
我们走出约一公里，回头看见外婆还站在雪中向我们招手，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