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红亮·
父亲离开我们已快六个年头了，可记忆中许多关于父亲的往事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父亲是很传统的读书人，不玩棋牌、不沾烟酒、不苟言笑，年轻时在县文化馆呆过好几年，擅长人物肖像画，常为县上的各项政治运动制作宣传画。六十年代父亲受家庭成分牵连，不得不回村务农。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整天干着苦活、累活的父亲忍受着许多歧视，更让他揪心的是由此带给子女升学和就业的灾难。我小时候常见父亲在煤油灯下写着一份又一份的上诉材料，每隔十天半月就寄一次，可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父亲就这样越发沉默、越显衰老。
从我记事时起，每到夏日的中午，父亲总领我们去村外的泾河湾里洗澡，清清的河水从河湾流进又流出，父子们就成了水中游弋的鱼，舒服又惬意；再就是寒冬腊月里，我们围坐在热炕上，父亲用一支粗短的铅笔在旧书上依次按每个人的要求画画，往往三笔两笔，一只小猫、一串葡萄、一辆马车就跃然纸上。虽然我们不断要这要那，可父亲从不厌烦，直到每个人心里都满足了，父亲才露出一些笑容。
小时候我是个“讨人嫌”，有次姐姐们在跳绳，我不会跳，却不停地用小石块击打她们。正在我洋洋得意时，父亲干活回来碰见了，先是呵斥，见我不悔改，父亲发了怒，操起扫帚就要收拾我，我撒腿就跑，父亲在后面追，小伙伴们在旁边哈哈大笑，我跑出村口才敢回头，幸亏父亲没有追上来。我放开嗓子号哭，哭累了竟在村口的麦场上睡着了，后来还是父亲找到我，将我背回家。
那些年家里的日子一直难过，大人们省吃俭用地积攒每一分钱，每年地里刨出的红薯，父母都舍不得自己吃，细心地存在地窖里。一进入腊月，父亲拉车，把红薯拉运到县城去卖，天天步行五六十里，可不懂事的我每次都要缠着去，父亲拗不过我，只好让我坐在装满红薯的筐子上。在走街串巷中，父亲总要给我买一点好吃的，两根麻花、一把花生，或是一节甘蔗，让我喜不自禁。许多次天已黑下来了，我们仍在县城转悠着。晚上回家父亲顾不上休息，先在油灯下核算账目，再装好第二天的红薯。往往我一觉睡醒了，还看见油灯下父亲忙碌的身影！多少年来，和乡下许多父亲一样，他一直这样不停地劳作，将单薄的身影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田里。
我上学后迷上了小人书。一次为了看二柱的《智取威虎山》，我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可他就是不借，气恼中我一把夺过二柱手里的书边跑边看，二柱在后面边追边骂，奔跑中我终于看完了手中的书，尽管立即还书，可二柱不肯罢休，哭着给父亲“告状”。父亲明白真相后，给二柱抓了一大把红枣，二柱破涕为笑地去了。父亲再看看惊恐不已的我，出乎意料地什么也没说就转身走了。过了几天，父亲叫住我，从提包里取出几本崭新的小人书递给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呆了，回过神后，猛扑过去抢了书就往外跑，身后传来父亲哈哈的笑声。
由于常看课外书的缘故，我的作文写得较好，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父亲闲暇时，也会翻阅我的作文本，看到好的词句时，父亲常绽开会心的微笑，口里不住地念叨：“这小子，还真行！”站在旁边的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相继考上学，跳出了“农门”，奔走在不同的岗位，忙于应酬，淹没在城市滚滚人流中，整日如雁似蚁般地奔波，重复着各自的生活轨迹，回家的次数日渐减少。父母虽然不理解我们从事的工作，但在和乡邻拉家常时，仍掩饰不住“以我们为荣”的喜悦。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我曾跟父亲说过多次：“别再翻腾那几亩烂地了，累又不落钱，歇着吧！”父亲却转不过弯：“农村人不种地，闲着干啥呢？那是‘不务正业’！”结果，他和我熟悉的许多父老乡亲一样，累倒在了自家的地里。
父亲就这样离我们远去，平凡得像生我养我的黄土地。我跪在泥土里为他送行，望着翻飞的冥纸和上升的青烟，我痛不自抑。将军死了，有无数的碑文颂德，平凡的父亲，也许正如陶潜所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