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有时候连续四五天都吃住在工作室。最早发起和倡导学习罗健夫精神的胡培德老人说：“罗健夫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一般人很少能够做到。”
“罗健夫在忘我的工作状态中，还能做到非常的细心。”李慎元女士说：“当年我俩在同一车间，我从事材料管理工作，罗健夫每次提供的材料清单上，不仅把需要的器材、元件写得很详细，而且还列了备用的型号，方便彼此的工作。”
罗健夫在“图形发生器”科研工作中，倾注了个人的全部心血，常年坚持每天工作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他在生前常给同事说这样一句话：“努力切勿人后，成功不必在我。”以此用来鞭策自己、鼓励别人。当年和罗健夫同在非标准设计组的同事蔺振声说：“他的这种工作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做好每一项工作。”
在罗健夫和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75年，性能改进提高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并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980年10月罗健夫患病后，单位各级领导劝他休息，他却强忍病痛坚持工作。1982年2月，医院确诊他是恶性淋巴癌晚期。他不仅没有畏惧，反而十分淡定地询问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随后叮嘱陪同的同志不要把病情告诉他的爱人。此后他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着研究工作，直到坚持独立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部电控设计。
情操高尚的人
罗健夫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不仅把国家和单位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把公私划分得非常清楚。
“罗健夫工作期间经常要到外地购买和接设备，他坚持能在广东接货的就不到香港接，为的是给国家和单位节省费用。出差归来，从来没有把自己办私事的费用混淆在差旅费中报销。”作为罗健夫当时的车间领导胡培德说得很真切。
罗健夫反对不正之风的故事，在胡培德老人的记忆里，如架子上的葡萄一串接一串。
当年，有一位年轻同事找到罗健夫，问他能否通过送礼把夫妻二人调到一起工作。罗健夫听后说：“送礼是腐蚀人，缺德；收礼的人，要搞以权谋私，更缺德。要我说，宁可不办这事情，也不走歪门邪道。”
罗健夫不仅严于律己，对于两个女儿也从不放松教育。李慎元说：“不管多晚，他都要孩子做完当天的作业才能睡觉，让她们养成一种‘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干完’的习惯。”
胡培德说起罗健夫当年教育孩子的几句话：“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依靠自己，我没有后门可走。就是有后门，也不为你们走。”
罗健夫对家人要求严格，但对同事却是非常宽容和谦让。每次申报科研成果报告，他都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把功劳尽量让给同事。工作中有多次出国的机会，他每次都主动让给了同事。陈万福说：“如今，出国可能不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当年出国那可是一件光彩的事。”
一次二十多年才有的上调工资机会，符合条件的罗健夫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两次可以申报更高职称的机会，他让给了别人；两次被提拔的机会，他坚决放弃了；有资格可以挑选好楼层好房子的机会，他放弃了；多年来的加班费、补贴费，他没有领过一回……
在罗健夫的心里，只有科研工作是第一位，对于当官和待遇从来不在乎，更没有去计较。同事们都说：“罗健夫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
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癌症晚期，病情一天天恶化，罗健夫忍受着强烈的剧痛坚持工作，组织命令他住院治疗，并安排同事陪护，可他拒绝了。无奈之下，组织上又联系他爱人的单位，让爱人照顾他。他却对爱人说：“我不能工作了，你不能也不工作，两个人都不上班怎么能行呢。”他硬是把爱人支回去继续上班。
在医院住院的日子，罗健夫不愿意麻烦护士，他常说：“娃娃们上班也很幸苦。”因而床头的呼叫信号器，他从未使用过一次。
因为疼痛，医生要给他用镇痛药，可他不同意。他对爱人说：“我要保持头脑清醒，才能思考图形发生器的研制。”
病床上，罗健夫在思考研究课题的同时，还和医生商讨病情，让医生可以拿他做实验：“研究癌症的治疗技术，总是要有牺牲的。”并坦言，他死后遗体可以无偿捐献，用于解剖研究。
胡培德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罗健夫毫不保留地把他掌握的科研知识和原始资料，一一传授和交代给了同事。”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因恶性淋巴癌医治无效去世，时年47岁。
当年的领导和同事，回忆罗健夫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他们称：“并没有神化罗健夫，他当年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 本报记者 杨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