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瞿秋白
从弄堂口出去，沿山阴路向南，步行不过三五分钟，便几乎同时可见瞿秋白旧居和鲁迅故居。两者距离之近，似乎也从空间上昭示着这对忘年交的亲密关系。
瞿秋白旧居位于山阴路东照里，虽也是上海市文化保护单位，但实际上只有一块牌子，现已是民居杂院。而位于对面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一个单元三层楼房，则修缮一新，不但有专人管理，且参观还得买票。
大陆新村系大陆银行1931年投资建造，其一弄9号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以其书店职员的名义租下，是鲁迅从1932年4月11日至1936年10月19日去世时的住所。鲁迅在此居住期间，先后编写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7本杂文集，翻译了《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名著，编成了《引玉集》、《凯绥·坷勒惠支版画选集》等重要作品，其中也包括1932年10月写的那首广为人知的《自嘲》诗。
82年过去了，在此牛一之日重读此诗，感慨良多。谨敬录如下。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以往，或许是受毛老人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人特别感兴趣、甚至将其作为座右铭的，是这首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以为表现了鲁迅鲜明的不妥协的爱憎立场。现在人老了，心境变了，再读此诗，对这一联的感觉好像又有了些不同。似乎这里有一点反话正说的味道，似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表达的竟是类似的情绪，都是自嘲自讽之语。
显然，从诗名看，就是“自嘲”，这才是主题。按理说，鲁迅不会离题万里，在《自嘲》诗中竟去表达自诩、自赞、自我欣赏、自我肯定的意思。这与全诗的其它六句也不协调。因此，在这里，鲁迅究竟是主张、肯定“横眉冷对千夫指”，还是讽刺、揶揄“横眉冷对千夫指”，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曾写道：“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同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否也是个“华盖”，“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呢？
鲁迅的诗文耐读，但也难读难懂。因此鲁迅总是有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而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被定义为“不妥协战士”的形象，或许竟是个天大的误会，也未可知。
从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上，或许就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鲁迅与瞿秋白是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的。从1932年开始，只要瞿秋白遇险无处存身，总是到鲁迅家里避难。在经济上，鲁迅对瞿秋白的扶助也是不遗余力。瞿秋白住在东照里期间，还与鲁迅合作写了11篇杂文，都是由瞿秋白起草，经鲁迅修改，再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又把它们收到自己的集子里。鲁迅一生中，除早年曾与二弟周作人一起写作过外，瞿秋白可以说是与他合作写作的唯一之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回忆中写道：“当时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即今东照里）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异常悲痛，竟长时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了”。这一年，鲁迅的身体已经很差，又有许多事要做。但他却放下自己的事，支撑着病体，立即着手选编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并托名“诸夏怀霜社”（瞿秋白名霜）出版。他亲自抄录部分稿子，校对全部清样，还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特地送到印制水平更高的日本去印。上卷出版后，鲁迅又亲拟广告：“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从年龄上看，鲁迅与瞿秋白已属于两代人。但他们不仅没有“代沟”，而且鲁迅还不寻常地送给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建立这样不一般的友谊，为什么瞿秋白会让鲁迅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呢？
或许，这与瞿秋白对鲁迅与众不同的理解有关。
在一般人眼里，鲁迅原则性强，斗争性强，对“敌人”一点也不宽恕，骂人不留情面，近乎刻薄。但在瞿秋白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瞿秋白曾指出：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而并非后来读者说的，是“攻击个人的文章”。在谈及“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时，瞿秋白再一次提到鲁迅这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甚至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近乎恨铁不成钢的自虐。对此，鲁迅曾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这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瞿秋白笔名）一个人。”显然，在长期被众人误读却又无法解释的郁闷之时，仅此一点，就足以使鲁迅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了。
回到《自嘲》一诗，鲁迅是否也有被“误读”的地方呢？鲁迅究竟是在主张、肯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是讽刺、揶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呢？现在也有不少人试图从鲁迅当时的情境中论证应是后者，即同样是鲁迅对自己无可奈何的揶揄、戏谑。
后来，鲁迅在以此诗为日本友人杉本勇乘题写扇面时，将“冷对”改为了“冷看”。虽仅一字之差，但“冷对”与“冷看”的意思差别还是很大的。从这里，或许也多少透露出鲁迅对自己的诗句可能会被曲解的担心。
但反过来，将“横眉冷对千夫指”认定为只是鲁迅对自己的揶揄，就不是曲解？当然也无法肯定。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真正准确地去理解别人，特别是去理解一个思想深邃丰富的人。因此才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才有管鲍之交的千古佳话，才有“一花开五叶”的流派之分，才有“可与知者言，难与不知者道”的诉说，才有“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感慨。
鲁迅先生曾评价《红楼梦》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谁知道曹雪芹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或什么都是，或竟什么都不是呢？
同样，对瞿秋白也是如此。
这个曾经被推举顶替陈独秀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这个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写的《多余的话》，究竟是多余的还不是多余的，究竟是“变节的忏悔”，还是“一生奋斗的诉说”，或只是一种“疏离感的自白”呢？
人的感情往往是复杂多元的，人们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越是内涵丰富，越可能是不清晰不完整，甚至是充满着矛盾冲突的，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爱即恨、非对即错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是个完全孤独的封闭世界，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他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全进入的。奢望别人的理解，或许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走进人生第六十三个春天的这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骑着单车匆匆从大陆新村和东照里之间的山阴路上驰过。在瞧见路两旁相对着的两块标牌的那一刻，我的心底突然渗出一丝凄凉。对这两个伟人的内心世界，多少人曾悉心探求，许多人甚至还因此混了一辈子的饭吃。可这些探求的结果，这种似乎已被普遍认同而近于固化的形象，离真实的他们究竟还有多远呢？ □叶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