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翟西滨
天命之年，愈加怀旧。每当看到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孩童，脑海中就会浮现自己那段“孩儿王”的人生经历……
1976年4月27日，春雨霏霏，咸阳地区几千名知识青年云集市中心广场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下，参加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出发仪式”。会后，我来到远离市区30里外的周陵公社南贺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1979年初，由于我好学肯钻，大队让我担任村中首位学前班老师，这对村上可谓一桩新生事物，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孩儿王”。
学前班的教室是我们知青大灶的饭厅，由于知青招工的招工，参军的参军，大队知青所剩无几。因而，知青大灶已停办。课桌是村上社员用土坯砌成的“土台子”，一排一排，凳子是学生自带，就连墙上挂的黑板也是从大学校借来的。教室无灯、无窗、无门，尽管条件简陋，学前班还是招了60多名学生，小的7岁，大的9岁，老师就我一人。每学期按大队要求，每位学生收取两毛钱学费，全班下来仅有12元之多。
那时，学前班无固定教材。我记得语文从“a、o、e”汉语拼音字母教起，数学从“1、2、3”阿拉伯数字讲起，我还教孩子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少儿歌曲，孩子们喜听打仗的故事，我就给他们讲《东海小哨兵》、《鸡毛信》……我用学费购置了图书、跳绳、铁环等少量的课外读物和活动器材；课余，我和孩子们的腿搭在一起玩“搭花轿”、“丢手绢”游戏或组织适当的体育活动。起初，社员也视我为“孩儿王”，只要孩子不打架、不出事就行了，至于能否学些啥，期望值不高。不久，社员看我把孩子们带得能歌善舞，会写字，有礼貌，不少社员寻情钻眼要把低龄孩子放入学前班。面对学生，我有句口头禅：“老师是大朋友，学生是小朋友，大朋友愿意和小朋友交朋友。”正是凭着质朴的情愫与孩子们心灵沟通。教学中，我因人施教，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当然也少不了必要的体罚，每晚我要为白天未到校的学生单独补课（借此，亦打发我夜晚的孤寂）。
夏收时节，我组织全班学生，每小队拾一晌麦，把这命为“劳动课”；为使孩子们拓宽视野，我把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拿到班上，每天下午准时收听中央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把这命为“思想课”。
根据自己嗜文之特长，创作改编了许多儿歌，其中一首《拍手歌》颇受孩子们喜爱：你拍一、我拍一，早晨起来把脸洗；你拍二、我拍二，女孩子要梳小辫；你拍三、我拍三，准时到校别贪玩；你拍四、我拍四，认认真真来写字；你拍五、我拍五，讲究卫生不玩土；你拍六、我拍六，下课屁股扭一扭；你拍七、我拍七，放学排队要整齐；你拍八、我拍八，团结互助别打架；你拍九、我拍九，补丁衣服不嫌旧；你拍十、我拍十，拾金不昧要诚实。《拍手歌》易学好记、朗朗上口，使孩子们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譬如：哪位学生玩土，别的学生就喊道：“你拍五、我拍五，讲究卫生不玩土。”
人与人的交际不在年龄大小，我爱孩子，孩子亦爱我。深秋的一天，我正在知青院剥队上分给我的包谷，谁知，全班学生都来了，还抬来4只“木拾”（方言：盛作物的木容器），要帮我一同剥包谷，别看他们年少，干起农活比我麻利，有个男生学着我的腔调：“今天是劳动课。”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和幸福感充溢心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寒假到了，这意味着学前班的孩子“毕业”，要到大学校上一年级了。最后一堂课，当我那句口头禅：“老师是大朋友”刚出口，全班学生就异口同声接道：“学生是小朋友，大朋友愿意和小朋友交朋友。”说完，一位男生放声哭了起来，我有点茫然，走到跟前一问，那位学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老师，你跟我们一起到大学校吧！”看着他天真无邪、难分难舍的样子，我强忍着自己的感情，掏出手绢，为他擦拭眼泪和鼻涕，也纡解一下自己的心结。不知是学生感染了学生，还是我不经意的举止打动了学生，更多的男女学生抽泣起来：“老师，你就教我们吧！”不少学生都这么央求着。真的，那一刻，我的双眼模糊了……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前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您好！是张老师吗？”我很诧异，由农村进工厂，后到事业单位，我再未干过教师。于是，立马回应：“你可能打错电话了。”他执拗地说：“我多方打听才得知您的手机号呀！”电话那头显得十分动情，他自报姓名，说是我插队时教过的学生并一再申明，当年曾得到一块我奖给他的散发芳香味的彩色橡皮。嗬！我忘得一干二净，他却记得这么清，深入交谈，得知他现是市区一家小学校长，非要改日见我。盘算我教过的学生，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此番通话令我兴奋不已。一日为师，终生难忘。我曾经“孩儿王”，不足两年阅历，时隔35年，学生还念及我，您说，我能不感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