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翟西滨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还很贫穷。咸阳城里不少人的穿着，是用日本尿素袋子染制成的衣裤。而农村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衣更是随处可见。那年，我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村上建有一个知青大灶，有100多人就餐。主食多为杂粮“锅沓沓”（发糕）和糁子，细粮不外乎面和馍，蔬菜奇缺，一般都是从城里捎或用粮食换。我们属产粮区，上头不允许种别的，谁要是间作套种一点蔬菜，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行，个别社员偷种一点菜，一经发现，挨批不说，还要被大队民兵带到公社“兴师问罪”。
农村用电极不正常。知青大灶馍蒸不熟，饭是夹生，司空见惯。下乡前，我做“肠穿孔”手术刚一年，身体羸弱，“头疼感冒是常见病，胸闷胃疼是老毛病”。热馍不吃，杂粮不吃。下乡后，“忌口”变“饥口”。“发糕吃、糁子喝，身体反而还不错”。实乃劳动治百病。有一回，收工吃饭，天都黑了，知青三三两两蹲在大灶院中喝“磨糊”（方言：指包谷面打的稀粥），喝着、喝着，都觉得跟往常不一样，碜得不行，有的知青说：“对咧对咧，吃饱肚子不想家。”在大家喝毕洗碗时，灶长跑了出来，高声道歉：“今对不起大家，天黑没电，把口袋拉错了。”大家一问，原来把麸子当成包谷面撒到锅里了。
冬季，农村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大灶蒸的馍发青，冻在蒸笼里，像冰疙瘩。炊事员用刀劈下来，嘴里道声“二两”，当带着冰渣的馍递到手上，真的，不知心有多凉。难怪知青回家总要大包小包拎些好吃的回队。我亦同样。每次回家母亲总为我准备一罐头瓶“大油”（肥肉熬制而成的油），当热腾腾的蒸馍从中间掰开，用筷子夹进一点，里面再撒点盐，吃到嘴里，嗬！实乃共产主义生活。一罐头瓶大油，不到三天就会吃完，因为知青看见，都要着吃、抢着吃。用知青的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然，知青中也不乏日子过得细的人。据我所知，我所在的小队有位女知青，独享美食，一天夜里咳嗽得不行，同屋年长的女知青以为生病了，急忙拉开灯，上前被子一揭，发现那位女知青躲在被窝里干吃炒面（指白面用锅炒熟），搞得两人很尴尬，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
说起知青生活，我看还不如当地社员。收工以后，社员回到家不管饭好坏，起码能吃个热饭、饱饭，由于知青大灶吃饭的人数难以估摸，有时，去晚了要么有饭没菜，要么有菜没饭，不知多少回逼得我拿着碗筷到社员家蹭饭。
夜幕降临，知青生活枯燥乏味。由于一天高强度的劳作，我多半早早就睡了。有时，遇到社员来宿舍小坐，我们都很高兴。停电时，我就点着蜡烛谝，蜡烛点完，就“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瞎聊。即便如此，也很开心惬意，觉得这一晚过得真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潮流。关于这个话题，不少社员私下有看法。有的社员对我坦言：“你们是来掰馍的。”细想也对，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增地不增。社员咋能没看法？加之，有的知青一年连100个劳动日也挣不下，个别知青到了队上东游游，西荡荡，甚至干一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事。有的社员家丢了鸡，首先到各小队知青院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在垃圾堆里再刨一刨，看有无他家的鸡毛。
从市区广场到我们村口，有2路公交车通行，车票为两毛八，不少知青乘车不愿买票。因而司机见知青上车就加大油门，一闪而过。一次，天黑我打算把分的粮送回家，考虑乘车顺当，我专门叫了一位知青协助挡车，见车停稳，我提着粮袋正欲上车，车门“哐啷”一关就开走了。可见当时知青的名声如何。
我所在的小队有3名男知青，平时，很少串门，彼此亲如兄弟，与社员关系处得甚好。谁家桃熟了、杏熟了、枣熟了，总会给我们提一点，社员家里盖房呀、打墙啦，我们也会主动帮忙。一次，知青院就我一人，感冒咳嗽，浑身发冷，睡在床上一点都不想动，赤脚医生及时给我送来药，房东为我打了三个荷包蛋端到床前。
人在病中感情最为脆弱。当我斜躺床上捧起那碗热乎乎的荷包蛋时，感动得泪水“吧嗒、吧嗒”落在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