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明
众所周知，所谓“走穴”，按时下的解释，就是“赚大钱”的意思。这么说来，近四十年前，我就有过“走穴”的履历。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家住在扶风县城南边的贤官村，土地比较肥沃，算得上中等偏上的富裕程度。一个劳动日在平常年景，可值六角钱；遇上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个劳动日可接近八角钱。
一个劳动日，指的是一个精壮男性一天挣10分工的分值。我虽然是男性，但年龄偏小，不足17周岁，一天远远挣不到10分工，而只能挣4分工。4分工是个什么概念？按一个劳动日最高八角钱计算，也不过区区三角二分钱。况且这钱并不像现在在城里打工，一月一结算，而是一年才结算两次。第一次叫预分，第二次叫决分。如有的人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少，一年下来，所挣的工分折成现金，不足以抵消所分口粮款，不但领不到一分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俗称“短款户”。
我家正南五六十华里处，是位于眉县境域的太白山。多年来，父老乡亲有进山打柴的习惯。渐渐地，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林场管理站征集开荒造林者，每开一亩荒地，挣60元。这太诱人了。于是，刚刚过罢1975年那个乙卯春节后，我们村上就有十几个精壮男性劳力捷足先登，干上了“走穴”的营生。他们当然是在夜间悄悄出发的，不敢声张，因为那时的政治形势是全国农村到处都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而上山搞副业之类的营生，当然在禁止之列。
这正应验了“没有不透风的墙”那句话。没有过多少时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乡党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在一起议论着，有的跃跃欲试，有的举棋不定。我的态度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定要追随前面这拨人，进山开荒挣钱。就这样，连我在内共四个人，毫不犹豫，简单准备之后，就出发了。当然，仍是在夜间悄悄出发。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行动的准确日期是1975年3月21日，农历乙卯年二月初九。我也走，月也走，弯弯的上弦月像个不完整的大问号，似乎在问我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能如愿以偿吗……
一夜马不停蹄，几乎彻夜无眠。我们四个人拉着两辆架子车，车里装着铺盖行李，开荒用的工具，当然还有面粉和玉米糁子，另备锅盔蒸馍。拉车坐车交替行进，坐车者偶尔还可以打打盹，梦梦周公。
22日东方欲晓，我们已到达眉县入山口汤峪。经询问当地老乡得知，确有十几个人前些日子从这里进山开荒，开荒处的具体地名叫碌碡坪，要走大约三十华里的山路就到了。
休息片刻，我们便沿着弯曲的山路，盘盘旋旋，摸索前行。没有手表，不知道具体时刻，只觉太阳已经偏西，我们到达了碌碡坪。
然而，眼前的情况令我们大失所望。这里的确有十几个拓荒者，但他们不是我们要寻找的父老乡亲。他们这里可供开荒的地方有限，也不能容纳我们。
这些陌生的拓荒者告诉我们，听说有个叫井沟的地方，可能也有一拨子人在开荒，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具体方位是，退回汤峪，再向西三十华里。而碌碡坪在汤峪的南边。
这时，我们四人中的两人打起了“退堂鼓”，表示“出师不利”，“受尽了折腾”，要坚决回家，“不干了”。我们剩下的二人反复挽留，也无济于事。于是，仅仅四人的“队伍”终究分道扬镳，两人“打道回府”，剩下的我们二人辗转到了那个叫井沟的地方，果真找到了我们日思暮想的“大部队”。
干了一个多月，“走穴”的营生，终于在4月30日急促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且，这个句号是被动画出的。原来，我们进山开荒搞副业的事情，传到了上级领导机关，即午井人民公社，公社的领导多次批评贤官大队的领导，并要求“火速解决问题”。4月30日，贤官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郭建军找到了我们驻地，要求我们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全部火速撤回，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并称，这也是公社领导给他下达的“政治任务”。就这样，我们雷厉风行，连夜回家。
不久，我领到开荒款136.29元。根据核算结果，我们开荒者每人平均每个工日款是4.13元。扣除雨天歇工，我实际出勤33个工日。我所得的款项，自然是4.13元与33的乘积。若按每天4分工的分值计算，相当于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400多天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