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临床医生，在担任了两年多副县长之后，向上级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继续从事医院管理和医疗工作”，经过市委常委会研究，并经过县人大常委会法律程序，免去了他担任的副县长职务。一时间，各种猜测、传言袭来，是其已然“接受组织调查”，还是某种不便明说的原因“引咎”？为此，当地宣传部门向媒体澄清：其任用、免职过程符合规定和法律程序。（9月8日《中国青年报》）
发生在安徽省霍山县副县长潘家东身上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诸多的猜测和广泛的热议，就在于它颠覆了日常生活的经验，是对我们固有认知的一个冲击。在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浓烈的官本位氛围里，这算是一个很少见到的个例，因而显得特别扎眼。在封建时代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看做“内圣外用天人合一”之修养之道。自然当官是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仕途。
如今，走上仕途的潘家东，却反潮流而动之，做出了弃官从医的决定，放着副县长不做，偏偏要回到底层百姓的阵营，这多少有些张扬不羁的意思。可这种不羁，才是一个可贵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在公元1949年后，也就是新中国诞生之后，现在的国体、政体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其中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官员和民众不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为之服务的关系。在这个原则之下，才会有公仆概念的出现，才会有执政为民的理念。既然官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而是平等于民众的公仆，当官和不当官，本就是稀松平常毋需见怪的事情。可见潘家东用一个举重若轻的行动，阐释了一个显见而深邃的道理。
其次，官员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它和医生、护士、教师、记者、军人、警察、工人、农民，乃至提篮叫卖贩夫走卒一样，是七十二行中的一行。如果摒弃封建官本位的意识，那就像刘少奇对时传祥说的：“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既然分工不同不会超越人格尊严，又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一个人选择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不是很好的吗？何况谁又能说，潘家东在医生岗位上，一定就比当官贡献小呢。
当然，由于中国的封建历史太长，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宪政既不能一蹴而就，民众内心的清官情结，也不可能迅速清零。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官员还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既希望他是公仆，也希望他是清官，排解自己胸中的块垒，带来安宁和谐的生活。这就是大家看重官和不理解弃官为民的原因。当潘家东这种选择司空见惯的时候，“民本位”对“官本位”的替代，就有了大大的进步。从这点来说，潘家东无疑具有样板的价值。 （雷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