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自己向来轻视的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就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图新>一
黄遵宪（1848年—1905年），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出版此书，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于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二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寄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
黄遵宪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 □雷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