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元忠
项尔刚老师不在世已经十多年了，但我一直记着他，因为他是个好人，好老师。
我从少年到青年，与他相处了三个时间段。第一次是他给我当小学老师，恰是“文革”闹得最凶的时期，学校停了好一阵子课，又开始“复课闹革命”。这时，他调来了，教语文。但语文课没有课本，文革前的课本不能用，说是充满了“封资修”。没有教材怎么教啊？于是项老师就自编教材，内容虽然都是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但可以通过这些识字习句嘛，总比没有教材的强。他自制的课本全是蜡板刻的，还插一些图，印在油光纸上，当然简陋粗糙，但我们还是如获至宝，学了不少知识。
后来我上初中了，项老师又调进社办中学当我的语文老师。这样我对他的了解就更深一层。他身材魁梧，一张国字大脸盘，浓眉大眼，头发出奇得好，黑黝黝的，硬茬茬地竖在头顶。他是个和善人，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有些调皮的学生爱在他的课堂上捣乱，也没见他动过怒，于是学生都说他没威严，课堂秩序总没有别的老师好。说实在的，项老师的语文教学水平很一般，知识谈不上很丰富。不过，他极为认真，教案写得正儿八板，作业批改更是一丝不苟，所以并没有对我们的语文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三次相处时我们已经是同事了。那时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已是一名西口中学的正式教员。他也调进这所中学做教务，主管教学管理方面的事务。当时，许多教师嫌弃这个岗位，但项老师似乎干得乐此不疲。他的许多长处恰好在此发挥。比如他蜡板刻得好，所以就帮助各科老师刻印考试试卷；比如他有绘画才艺，学校或班级的黑板报多是他设计或亲手办的；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学校张贴个通知，逢年过节老师们的对联都是出自他手。他的善良，也让我多有体会。一次，教育局的领导点名要我考教育学院深造，但参会的教育专干回来竟不给我传达。项老师不怕有得罪教育专干之嫌，将这一消息透露于我，尽管我后来还是与那次难得的进修机会失之交臂，但我依然很感激他。1984年初冬，我转行做行政，并调进我久盼的县城工作。是他从区公所匆匆给我带回了文件，一副兴冲冲的样子，似乎比我还高兴。
从那次调动之后，我们见面很少了。偶尔在县城碰到，都要站定聊一阵子。大抵十多年前吧，即将过春节了，他突然走了。走与春节有关，与他那手漂亮的毛笔字有关，也与他的一副好心肠有关。他冒着冬天的寒冷，在街头为大家义务写对联，一直写到除夕的前一个晚上。直到大家反复催他吃饭，他才勉强歇下手来，但一碗饭还没有吃上几口就哧溜一下栽倒在桌子底下了，再没有醒过来。他的死因是劳累受冻而引发的脑溢血。
项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好人总让人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