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策性腐败，是指在制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过程中，借政策之名假公济私，将政策异化成谋利平台的腐败行为或腐败现象。
多名专家指出，在当前反腐高压态势下，违规性、违法性腐败的操作空间缩减，而政策性腐败势头渐盛，已经渗透于多个领域，尤其是“热门”领域。更有专家指出，政策性腐败已成为中国当前一切腐败的渊薮。
腐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都可能发生
“政策，就是对公共资源权威性的分配，谁掌握这项政策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和资源，就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政策性腐败包含“制定层面的腐败”和“执行层面的腐败”。
“制定层面的政策性腐败”，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商务部原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的“立法式腐败”。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商务部条法司工作到落马，郭京毅几乎参与了商务部近20年来全部外资审批政策法规的起草和修订，他利用法律政策中的模糊地带，把制定政策和解释法规的职能转化为权力寻租，向企业个人输送利益。
与制定层面相比，更大面积的政策性腐败体现在执行环节。“程序上非常合法、合理，表面上没有突破政策规定的任何界限，但实质上是借助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执行来谋取私利，但你拿我没招，因为我是按照政策办事，我的行政行为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庄德水说，政策性腐败具有天然的“谋利便利性”。
项目和资金审批过程中易衍生腐败
“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中，有法律决策和政策决策之分。法律决策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决策，政策决策则是依据政策作出的决策。政策决策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因此，很容易产生腐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举例说，譬如，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但是，如何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实施和资金额度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都是政策性转移支付的主要部门，这些部门每年转移支付资金的审批额度少则数千万元，多则几十亿元，其中绝大部分要经过各个部委的司、局、处负责人审批，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
此外，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各个部委每年都会出台大量的引导性政策，并投入配套的政策扶持资金。“这些带有政策性的专项资金，一般都是政府无偿资助的性质，都是政策性腐败的高发区。于是，一些企业和个人‘跑部钱进’、公关送礼，而一些手握审批权和专项资金管理权的政府官员，把此作为兑换利益的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乔新生说。
基层大量惠民政策补贴被套取侵吞
“在地方，尤其是基层，大量的民生补贴、惠民资金被违法套取和侵吞的案件目前高发。国家惠民利民的好政策，被腐败分子异化成牟利工具。”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肖军说。
“从办案情况看，一些涉及大多数人切身利益、透明度较高的项目资金，在具体实施中是比较好的，如低保、社保、粮食补贴等，但也有相当多的项目资金由于知情面窄、操作不透明等因素，成为腐败分子争相掠食的‘唐僧肉’。”肖军说，近年来，国家改善民生的政策力度和资金量非常大，而基层执行政策的官员受到的监管比较薄弱，甚至有不少监管人员与社会不法分子勾结串通，通过虚报、冒领、挪用、贪污、受贿等手段，把国家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评估，要全方位建立政策监管体系，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要全程实施监督。”针对上述现象，庄德水建议，对一些国家部委现有的政策制定权和政策执行权要进行适当剥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国务院各部委出台的政策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针对重大政策调整召开大型听证会，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法律制度的完善是遏制我国政策性腐败的必由之路。”乔新生认为，任何政策的出台都应当符合国情，不能让政策对抗法律的执行，成为腐败的避风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纳入法治轨道。 （汪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