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的外交、外患问题上，作者对于中国固有的落后观念进行了根源性的反思、总结。书中写到，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想与中国朝廷协商商务，屡次求见，而清庭只以“抚夷”、“剿夷”观念看待，不懂得平等的外交协商的意义，终不予见。作者说：“中英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清庭官员在外交中容易陷入情感和意气用事而丧失利益和理智。甲午海战后，俄作出同情中国状，表示要协助中国对付日本，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出使欧洲时被诱与俄国签定《中俄密约》，结果引狼入室，导致英、法、德、意、日对中国的瓜分，后果惨重。
从蒋廷黻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近代历史亦可谓一部学习西方日益加深的历史，由开始的妄自尊大、拒人于外，到后来的贸易纷争、被动挨打，再到逐渐醒悟，自强图存，由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到重视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再到发现西方精神文化，正可见中国近代化加深的过程。
谈到《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我以为蒋先生善于将历史人物比较对照，如林则徐与琦善、曾国藩与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与孙中山，这种比较研究法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现在我们便来说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常人来看，林则徐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门硝烟的大气魄以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远眼光，让他成为千万国人心中敬佩的对象。但是，在蒋廷黻先生的著述中，他认为林则徐虽是中国省悟最早的有识之士之一，但由于害怕朝廷的不满以及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国家大事更加重要，他仅仅在广州一地置办外国船炮、组织人员翻译国外刊物、仿制国外的坚船利炮。但他始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肯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所以，蒋廷黻对林则徐，否定大于肯定。
同样，在蒋廷黻先生的眼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大奸臣”的奕忻却“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之贤者”。他认为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把握政权，改变了当时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在战败后仍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做法。奕忻认为，清朝应该运用西方先进的“器物”来维护统治，于是“下了很大决心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北京甚至全国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所以，蒋廷黻先生对当时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的奕忻的评价是：“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各种自强运动的失败，奕?与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认识到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军事部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成立北洋海军，以国防为目的开设学堂、造船厂、招商局等设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并不彻底，最后还是失败了，而后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而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说起中国的近代史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风起云涌，错综复杂”，对于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人们或褒或贬，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更多的是痛心，恨铁不成钢。蒋廷黻却用寥寥的五万字，在把握近百年的历史脉络下，对历史的变迁和历史问题给出了理性的诠释，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这与我们平时见到的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大有不同。
读此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蒋廷黻笔下的历史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历史事件也是如此。饱受人们指责的李鸿章却被赞扬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只要我们不留恋闭关自守的时代，勇敢地向前走，中华民族一定会更加富强。
（李枝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