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一代代熊猫就从中国去往西方国家，掀起了西方人对熊猫的热情和对它所代表的东方国度的想象。
从20世纪初开始，不断有西方探险者深入中国四川、西藏地区寻捕大熊猫。
让西方人遗憾的是，探险家们带回去的都只是大熊猫的标本或者毛皮。直到1936年12月，纽约时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尼斯把一只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苏琳带到美国。苏琳的到来给处在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带来了意外之喜。
1937年春，苏琳在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展出，它立即成了城里的大明星，人们从各处赶来一睹这只“活着的”大熊猫的风采，参观者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四万多人。可惜的是，苏琳于1938年4月1日死于肺炎。后来，它被制作成标本陈列在芝加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一年，曾经担任哈克尼斯夫妇捕捉大熊猫帮手的英国人佛洛依德·丹吉尔·史密斯在汶川收购了12只大熊猫，其中一半死于运输途中，剩下六只经香港带往英国。除了一只在路上死亡，其它五只平安到达英国。它们分别是乐乐（Happy）、杜贝（Dopey）、格鲁贝（Grumpy），奶奶（Grandma）和年龄最小的贝贝（Baby）。
1939年1月9日，年纪最大的奶奶在到达英国的半个月后死去。二战爆发前夕，乐乐被卖给了德国动物贩子奥托·福克尔曼，在离开欧洲去美国之前，它一直辗转于纳粹德国的各大动物园进行展览。随后，丹吉尔·史密斯把格鲁贝、杜贝和贝贝卖给了伦敦动物园，三只大熊猫被重新取名为唐、宋和明。
1939年12月18日，宋因病去世，次年4月23日，唐也追随宋而去，动物园里孤零零地留下了年纪最小的明。
1940年到1941年，当德国飞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明安之若素地待在自己的小院里，任凭炸弹像冰雹似的落在周围，它不动声色，玩耍自如。为了鼓舞英国人反抗法西斯的士气，摄影师为明拍摄了一系列快乐生活与安然玩耍的照片，它仿佛成为了这座城市团结、镇定、无畏的一种象征。当法西斯的铁蹄逼近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明在报刊上的每一次出现都仿若是对战争的藐视。
1944年的圣诞节后一天，如同它到达英伦半岛的圣诞前夜一样，天空上飘着雪花，明追随他的同伴唐、宋而去。
渐渐地，中国认识到大熊猫在西方世界的价值。1941年，为了感谢美国人救济中国难民，宋美龄向美国赠送了一对大熊猫潘迪和潘达。宋美龄在致纽约动物协会会长约翰·狄梵的信中写道：“作为微不足道的感谢，我们通过您向贵国赠送一对可爱的毛茸茸的黑白大熊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向外国输出活体大熊猫。
在伦敦动物园的唐、宋、明死去后，为了填补空缺，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赠予大熊猫的请求，作为交换，他们将给予中国生物学家全额奖学金到英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在更多政治压力下，四川省省主席张群同意在1945年12月协助英国人组织了一个二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分十人一组，深入汶川大熊猫产区捕猎大熊猫。
1946年，大熊猫和中国生物学家一起到达伦敦——这是中国第一次从输出大熊猫上获得实质利益。
从此之后，进入西方世界的大熊猫更多是以政治礼物的方式出现。
进入70年代后，随着西方各国与中国建交，大熊猫成为礼物重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大熊猫黎黎和燕燕落户巴黎文森动物园；1974年9月14日，大熊猫佳佳和晶晶抵达英国伦敦动物园；1980年11月5日，西德总理施密特亲自来北京迎接大熊猫宝宝和天天，一起踏上了西柏林的红地毯……
当然，最轰动的是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后，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这对大熊猫抵美时，8000名美国民众冒雨前往迎接。当它们初次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与美国观众见面时，动物园前交通阻塞。开馆第一个月观众就达110多万人。1992年，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玲玲、兴兴莅临美国20周年出版了专刊《熊猫热》。
随着熊猫生存环境的恶化，政府担心国内数量本已非常有限的大熊猫日渐减少，自1982年后，我国停止了向外纯政治性的赠送，大熊猫出国只能以“访问”方式进行。
□摘自《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