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思念与思考》是前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的一部回忆性文集。该书联系历史背景，以回忆人物为主题，回顾了作者同胡乔木、徐光霄、陈翰伯、陈原、吴阶平、范敬宜等人的交往以及他们的贡献。宋木文和他所处的时代，都使他对当代中国新闻出版改革发挥了重大影响。通过他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我们得以更清楚和真切地看到整个当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脉络和诸多重大决策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丛书》），源于1958年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翰伯领导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规划的书目，以单行本陆续印行。陈翰伯被商务人公认为这项事业的奠基者。改革开放后，在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主持下重新规划，以系列学术丛书于1981年启动、1982年出版第一辑50种，按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语言学五类，分别以橙、绿、蓝、黄和赭五色在书脊标明。经几代学人和出版人共同努力，现已出版12辑500种。
这套《汉译名著丛书》的编选与出版得到了胡乔木的一贯支持和精心指导。
在胡乔木看来，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是一件大事。1984年3月14日他向邓小平汇报思想工作时也不忘谈及此事，说很多世界学术名著我们都没有翻译出版，可考虑在美国设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从事这项工作。邓小平表示赞成：“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
据我所知，胡乔木对《汉译名著丛书》比较系统地讲过两次意见。
一次是1984年对陈原讲的。
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香山召开有著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泛谈学科的趋势和出书的设想。会前，胡乔木就《汉译名著丛书》选材方针向陈原讲了意见，经陈原整理送胡乔木过目，他还作了修改，但嘱不要说是他讲的，听听学者们的反应再作修改。我应陈原之邀，参加了这次香山会议，了解了一点实情，陈原在会上讲时又有所“暗示”，学者们也有所“察觉”。
据陈原著文回忆，胡乔木此次所谈主要内容有：古典名著，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18、19世纪）的著作，品种较多，宜选择学术性较强对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代表著作，也可选择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著作；本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著作，为数更多，选译更要看重学术性；要注意选择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要努力写好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的译者序言，其中包括作者生平、主要贡献、本书的学术地位和作用，不足之处和局限性等的分析评论。
另一次是1989年12月4日对商务印书馆召开的《汉译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的祝贺信。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编辑部：
祝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译校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值得全国学术界、知识界和读者的深切感谢。
现在希望这次召集的座谈会将对过去的工作作出恰当的评价，对今后进一步发展这一工作的计划进行广泛深入无拘束而有成果的讨论。个人意见，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重要社会运动、重要民族运动的历史和现代研究，重要历史著作，各门学科史著作和科学基本理论著作，各种艺术史著作和艺术基本理论著作，外国对中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的权威著作，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等等，有待介绍的著作很多很多）；翻译者可以不限于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已有较好的汉译名著可设法出版；国内亦可以考虑由几家出版社经过协商联合出版，以利事业的推进而免工作的重复；如情况许可，可出普及版（甚至缩写版，但要有严格限制，以免粗制滥造）；为了推进这项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建议由国家设立基金和保障奖励制度。当然，提出这些建议很容易，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但是说说或者比不说好，姑且写出，权当贺礼，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也。
祝到会的各位学者、专家、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活动顺利！
胡乔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1989年冬，是在北京政治风波之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正处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涉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高潮中。《汉译名著丛书》屡遭质疑和责难。1989年11月2日，商务印书馆特向其主管机关新闻出版署报送长篇请示报告，详尽说明《汉译名著丛书》的编辑缘起与进一步规划的必要，会议的指导思想与解决的问题，最后以早日实现小平同志用几十年时间完成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的设想结束报告。
新闻出版署对商务印书馆此举是赞成和支持的。我当时就表示，即使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下，也要遵循党的批判吸收一切有益文化的一贯方针，还要考虑这类学术著作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观点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区别的，解决的政策和方法也是不同的”（引自当时的中央文件）。为开好这次会议，取得胡乔木的进一步支持十分重要，我和陈原分别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汇报召开西山会议之事，请他亲临指导，或对会议作出指示。
胡乔木体察下情，适时发出祝贺信。《胡乔木书信集》编者为收入此信所加注释说：“胡乔木一直很为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曾多次就商务印书馆出版学术名著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问题，系统地作过指示。1989年冬，胡乔木正在外地视察，当他得知商务印书馆要在北京西山召开有许多学者参加的汉译学术名著长期规划会议时，立即写了这封情词恳切的贺信，表达了对长期规划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即1989年12月15日，新闻出版署就通过《新闻出版要情》，以《胡乔木同志对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提出重要意见》为题，将祝贺信全文报送中央。
写到这里，应当说，《汉译名著丛书》取得今日之辉煌，是数以千计的相关学者和出版人对我国思想理论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已经逝世的胡乔木、陈翰伯、陈原等前辈最好的纪念。
（本文节选自宋木文《思念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