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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在陕西商洛的陈年喜已经做了15年的巷道爆破工了。矿山上的工人采矿前，都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矿山上找到合理的位置，填充好计算过的炸药，轰出一条长长的隧道。然后，矿工们才有用武之地。
祁连山、昆仑山、太行山、长白山……15年来，陈年喜奔波在高山戈壁间。他一个人在这座大山里炸个洞，过阵子就转到别的山里去了。身边的人一直在变，陪伴他的就是那些炸药。他不停地炸，不停地炸，即便得知自己的母亲得了癌症，也无法在第一时间抛下手头的工作回家。
幸好，他还有了写诗的乐趣。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位陕西汉子谦虚地说：“自己的作品还谈不上高度。”
仅有高中学历的他，至今也只能在手机上写诗，他不理解为什么电脑键盘上的字母顺序不像手机上的九宫格ABCD排列得那么整齐。但他却花时间读完了《资本论》，只是好奇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被奉为圭杲。不过他坦承，自己消化得很少。
编织自己的精神世界
写《吊带裙》的时候，邬霞已在深圳工作了12年。1996年，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14岁的邬霞从四川内江千里迢迢来到父母打工的深圳，进入了母亲工作的制衣厂，成为一名童工。
从此，邬霞再没回过四川老家。真正意义上地扎根深圳是她这20年来最大的梦想。青春就像线头被岁月的剪刀一刀刀剪掉。但在深圳打拼二十年，带着两个孩子的她和父母、妹妹6口人依旧挤在破旧逼仄的出租屋里。
写作成了伴随邬霞打工岁月的精神支柱和希望。还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吃个宵夜，排队洗衣服洗澡。完成这些后，邬霞就爬到上铺，拉上帘子，一页页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直到凌晨三四点。
邬霞笔下的女孩们往往过得都比她好。就如这首《吊带裙》，读不出大多数打工诗歌的惨烈和压抑。这也是她被秦晓宇和吴飞跃看重的地方。在纪录片《我的诗篇》里，邬霞被选中成为六名主要角色之一。
“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在朗诵会上，用浓浓的川普朗诵这首《退着回到故乡》的唐以洪不知道自己的战斗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几年，他拿了郭沫若诗歌奖、中国打工诗歌奖，在诗坛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这几年，他已退到资阳，离农村老家不过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地方。但回故乡并不容易。
和很多外出务工者一样，唐以洪的孩子年幼时留守农村，由爷爷奶奶带大。虽然唐以洪现在把他们带在身边上学，但已上中学的孩子早有了自己的世界。“这是不正常的距离感。长期没有和我们相处，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人处世就和你很不一样。你很难理解他。在他们的心里，父母是欠他的。”唐以洪说。
在服装厂填充鸭绒的八零后小伙子吉克阿优有着相似的烦恼。身为一名崇尚火的彝族人，回到家乡，连一顿简简单单的柴火饭也烧不好。多年辗转于重庆、广东、浙江、北京的他习惯用的是电饭煲。
聊起大凉山深处的故乡，吉克阿优说：“出门在外，特别想家；回家之后，又特别想出来。如果土地是爱人，那么，我们已经没有了爱，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邬霞是不用纠结的。老家的房子早已坍塌。2014年11月，《我的诗篇》摄制组来到深圳，吴飞跃问有没有什么能帮到她。邬霞说，希望能带父母去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看看花展。
登到山顶，站在改变了深圳，乃至全中国命运的伟人的雕像前，父亲很自豪地点点头：“这是我们四川老乡，我们跟他拍张照吧！”然后，邬霞一家人站在莲花山顶，静静远眺这座城市的繁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坤晟 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