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间谍熊向晖
熊向晖和夫人谌筱华合影
“共产党员的修养”
众所周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所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体有这么几条：自觉改造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推动共产主义，服从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总的来说，这份中共1942年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是高度原则性、理论性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不过，对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来说，共产党员的修养，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沈昌文在《穿帮的愉悦》（《那一张旧书单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一文中写道：“十六七岁当小学徒时，常常伺候一些地下的共产党员。他们到上海来采购物品，同种种人物接触，在台面上讲的，都是江湖套话。可往往是话里有话，有深意存焉。我记得，当时那位领导人虞天石，私底下看他忙于研读古典诗词歌赋，可一到场面上，立即表现为十足的生意人，尽说些庸俗不堪的生意经。我由此懂得，做人所以要有两副面孔，有时实在出于需要，并不是存心要做什么‘两面派’。那时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天天同一些‘白相人’（上海俚语，多指游手好闲的人）打桥牌，可我看他深夜还在床上细心研读一本英文的桥牌手册，方知他白天在桌上嚷嚷的什么出牌术语，都无非是刚从书上看来的应对之道。”
这里提到的虞天石是龙山人，曾在抗战初期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后来担任过中共镇海县委书记等职务，1945年10月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撤至苏北，做过中共苏北海上工作委员会秘书，曾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至于后面那位打桥牌的共产党员，姓名已不可考。根据条件所需，扮成生意人或者“白相人”，做人两副面孔，应该是中共情报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入门级”修养了。
熊向晖被誉为中共王牌间谍。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中记叙了一桩往事。1937年的时候，还是清华学生的熊向晖随清华南迁长沙，在长沙，他接到指示：不要暴露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的第一军服务。
服务团不久便迁到了武昌，受到胡宗南接见。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熊向晖的名字被点到时，他本应起立，却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宗南很不高兴，厉声问他：“贵庚？”熊回答：“再过三个月零四天就满十九岁。”胡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熊又答：“为了参加革命。”胡被熊的回答弄得一愣，再问：“你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熊振振有词：“孙总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继续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又追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
熊向晖之所以在这种场合出风头般地采取这些举动，意在引起胡宗南的重视。胡宗南果入彀中，接见后不久，便派副官约熊向晖到住所个别谈话。到了这个时候，胡宗南一改之前的矜持，详细询问熊向晖的家庭情况、政治观点等，也就是说，准备重用了。一枚事后证明发挥了绝大作用的“闲棋冷子”（周恩来语），靠了熊向晖的随机应变，悄悄地往前移动了关键的一步。
当然，对建国以后做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成为外交工作者的熊向晖来说，言语流利、敏于应答，只不过是基本功，算不得什么高难度动作。学者陈明远在博文《由电视连续剧〈潜伏〉说到40年代地下工作者“话剧皇帝”金山》中写到的金山，修养那可真是了得。
金山的本名叫赵默。他表面上是以“金山”这个艺名活跃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话剧皇帝”，实际上却是长期跟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金山曾拜青帮大佬杜月笙为师，他与“影剧四大名旦”之一张瑞芳（张瑞芳当时也是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秘密党员）结婚的时候，杜月笙是主婚人，而且很为这桩婚事感到得意。金山的家族成员社会关系复杂，是国民党、政、军、商、文人的大杂烩，他日日周旋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出入于各路官商齐聚的热闹场合：抽烟、喝酒、跳舞、讲笑话、搓麻将、打梭哈，每每玩到半夜三更。他甚至在1946年的时候作为“国民政府接收大员”和张瑞芳等人一起，到东北长春接收敌伪“满洲映画”电影厂，还借此机会编导、拍摄了《松花江上》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杰作。这个“满洲映画”电影厂，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看金山的作派，活脱脱是个富家少爷、风流公子哥儿，还是个能编擅导的文艺青年。那些和金山打交道的官员和商人，万不会把他和满口主义、满脑子革命的共产党员联系起来的。这大约要算一种特殊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了。
重要的还是有个好哥哥
接下来要谈的两位福将，分属国共两党，本是冰炭不相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牛人哥哥。
国民党福将唐生明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上将唐生智。军统老特务沈醉写过一篇《“福将”唐生明》，所记叙的唐氏八卦，颇为生动传神。
1938年初，唐生明因为大哥唐生智的关系，做了长沙的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这个职务被常德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区保安司令酆悌看中了，要与他对调。唐平日里不管事，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早就看他不顺眼，但又不便撤换，这下正中下怀，马上同意对调。
唐生明刚到常德的时候，挑这挑那，嫌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常德的馆子也觉得不如长沙合自己口味。谁知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遍地瓦砾。因全国一致责难，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与保安团团长徐昆都被拿来当作替罪羊公开枪决。
消息传到常德时，沈醉正和唐生明及唐氏夫人徐来、张素贞参加常德商界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如果我不调到常德，这顿饭早就吃不成了。”沈醉在旁补充道：“常德菜馆的菜虽比长沙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宾客也举杯祝贺，说唐生明是“名不虚传的‘福将’”。
有句熟语叫“强者恒强”，大约福将也是可以一直运气不错下去的。唐生明抗战时期被蒋介石派到上海，打入汪伪政府搜集情报，用沈醉的话说，叫“奉蒋之命当‘汉奸’”。唐生明开开心心就去了，为此不惜与大哥唐生智闹翻，甚至登报脱离兄弟关系。一来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二来，他最爱吃喝玩乐，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生活上的享受自然比重庆大后方要舒适得多。
说起来，日本人一开始是想杀掉唐生明的，后来“发觉他与重庆有很深的关系，不但不杀害他，还派便衣保护他，以便有朝一日，可派他到重庆作为与蒋介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唐生明过了好几年奉旨做汉奸的舒服日子。后来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取消了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因为负责拘捕汉奸的戴笠一到上海便住进唐家，如果不早早取消对唐的“通缉令”，实在无法向沦陷区人民交代。
唐生明的运气就这么一直不错着。到国共内战后期，他没有听从到台湾去的劝告，去了湖南担任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于是遭到毛人凤派去的军统特务暗算，接连好几次刺杀，都被他神奇地躲了过去。1949年以后，因为他在国共战争末期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使湖南和平解放，享受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与沦为战犯的沈醉不可同日而语。沈醉不无羡慕地总结说：“唐生明一生可以说是享尽人间福，除了从小就娇生惯养外，长大一直靠大哥的关系到处吃得开。他的夫人徐来，是著名的标准美人，不但能歌善舞，还和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为他生了两男两女。”
只是，如此福将，“文革”中也难逃被红卫兵抓到政协批斗、勒令扫厕所的厄运。
和唐生明相比，共产党的这员福将沙文威对哥哥要依赖得多，不妨这么说，福将之福，大多拜兄长所赐。
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上将唐生智。不曾想，上将之弟是一位风流特使。
沙文威十七岁就能在宁波现场指挥群众集会游行了。能力强是强，时机把握却太欠火候，那次集会游行是什么日子？1927年4月9日，还有三天，上海就“四·一二”了。对宁波这种大后方，蒋介石当天便动了手。其他共产党人接到宁波地委通知，都没去现场，偏就沙文威没接到，跑到现场，国民党一下子把几千名学生包围起来，抓的抓，打的打，开枪的开枪，死了不少人。沙文威好不容易逃走，躲到乡下小学代课，因为表现太好，被人告发了真实身份，进了陆军监狱——这可是个经常杀人的地方。
听说这个消息，沙文威的大哥沙文若特别紧张，当时他是国民党要员朱家骅的秘书，于是托自家首长把老弟捞出来。光一个朱家骅还怕不够，又托自己的老师、大名鼎鼎的文胆陈布雷捞人。文胆很忙，于是又找文胆弟弟打招呼，文胆弟弟说，没问题。于是沙文若就以朱家骅、陈布雷这两人的名义给浙江省主席张难发了电报，沙文威马上就被放了出来。
光被捞还不够，沙文威反过来通过大哥的关系，打入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这就有了接触机密情报的机会。这些机密情报先是通过博古夫人，以后又通过张唯一（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源源不绝地送到李克农手中。武汉失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迁到重庆红岩村后，这类文件又通过李克农的老搭档吴克坚，源源不绝地送给了周恩来。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靠大哥捞人，被大哥举荐，这些都算了，沙文威连自己搞到的重要情报，也要靠大哥无意之中为他创造条件。“五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聘请德国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为“委员长委托人、总顾问”。塞克特将军对付苏区很有一套，采取缓慢推进、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在尽可能减少接触的情况下，将红军一口一口地吃掉。他的战术方案是用德文写的，蒋介石就让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翻译。朱家骅译好以后，吩咐沙文若把文字润色一下。沙文若把这个计划带到家里，被当时正好赖在哥哥家里住的沙文威逮了个正着，一下子就搞了个大情报。要知道，各个方面的情报组织都盯着这个情报，一直苦于无处下手，沙文威却近水楼台，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个好哥哥，福将真是当得轻松惬意。
末了，简单交代一下对弟弟百般关爱的大哥沙文若的职业生涯。他先是出任朱家骅秘书、后又被老师陈布雷举荐进入侍从室，曾为蒋介石编撰家谱，差点被蒋带到台湾。1949年以后，他的身份简单了很多，人们提到他的时候，往往只说一个“书法家”，很多时候，会再加上“泰斗”、“大家”一类称呼。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沙孟海。（前述沙孟海、沙文威兄弟事，见2005年9月7日《文汇报》所刊《书法大家沙孟海》，及2009年7月10日《联合时报》所刊《沙孟海五兄弟传奇》）
沙孟海书法作品：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波诡云谲的情报战场，生死常系于一线之间，相较于常规战场，风险犹有过之。敢吃情报这碗饭的人，才智不知胜出常人几许，然而这却不够，能坚持到最后胜出的，往往还是逢凶化吉的福将。
左翼文学大将夏衍不愧是条“汉子”，在戏剧创作之余还跟中共秘密党员杨度接洽，从事地下工作。
左翼文学大将夏衍以戏剧、电影剧本创作名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在潘汉年领导下，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为掩护，秘密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彼时杨度表面上是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常经由杜月笙为中央特科搜集各类情报。潘汉年安排与杨度接头的，就是夏衍。之后抗战爆发，夏衍辗转香港、广州、重庆多地，抗战胜利后重回上海，不久又回香港，协助潘汉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参见黄祥豫主编《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一书中说：
夏衍与父亲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互相知名，但不认识。1937年，他们在半公开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初次见面。谈话中，夏衍发现父亲虽非文化人，但对文艺界情况十分熟悉，如某作家是哪里人，某人在监狱里用了什么假名，某人在上海有较好的社会关系等等，一清二楚，令他感到惊讶。这是因为父亲在国共谈判中，交涉释放政治犯，调查研究做得非常细致。谈话结束出门时，父亲向一警卫做个手势。夏衍以为是要给他叫车，便说：“不用，我离这儿很近。”父亲说：“不，先去看一看，弄堂外边有没有‘狗’？”停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情况，两人才握手告别，父亲加重语气地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愈是这样愈要当心。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放，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还要格外当心。”
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夏衍一直安然从事着文化工作和地下情报工作，“福将”之名，信非虚誉。也不知是否与李克农的提醒有关。
与夏衍这位文化人相比，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陈养山是本色当行的情报工作者。陈是“老特科”。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1928年4月，陈养山被调入中央特科，参与中央特科的创建，自此开始情报生涯。
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养山是本色当行的情报工作者，参与创建中共特科。图为1982年5月陈养山在兰亭。
事实上，早在1924年陈还是个武汉钱庄店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地下活动。他所在的钱庄被中共武汉地委定为交通站，由于前来找陈养山联系的人实在太多，甚至引起了钱庄老板的注意。此后，从1925年5月调上海共青团中央工作开始，到1940年6月奉调回延安为止，陈养山辗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多地，一直在国统区从事情报工作，长期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从未失手。其间最凶险的一次经历，便是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得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身边、担任徐秘书的钱壮飞及时告知，曾与顾顺章一起工作的陈养山被周恩来安排转移到天津，逃过一劫。恽代英、向忠发、蔡和森这些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则因顾顺章叛变而遭捕获、杀害。
据说，曾经有许多人问过陈养山：“你长期在龙潭虎穴中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难道你有什么秘诀吗？”陈养山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
这些话虚头巴脑的，说了等于没说，真个是守口如瓶。还是陈的夫人章素贞实在，她爆料说：“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这样，发生险情可以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环境，又能锻炼身体，还能为党节省经费。第二，他不轻易照像。这样敌人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敌人的追捕。第三，他办事从不作记录，凡事都记在脑子里，能避免泄密。”有了这些经验之谈，福将的成功，可以复制。
不过这也怪不得陈副检察长，他守口如瓶惯了，须知，就连他自家老婆，也是“直到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组织上向章素贞说明真相时，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上述陈养山事，均来自张显辉《中共隐蔽战线精英——陈养山》一文，载《大地党刊》2007年第6期。） □徐书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