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上世纪末，刚开始用英文创作《红英之死》时，种种吃在上海的记忆便在字里行间不邀自来。我也乐见其来，觉得这可能会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那样，从一片小饼干带出记忆联想，对背景设在上海的小说多少有所助益。自然，还有个不得不承认的因素，在我居住的圣路易市，中餐馆都无可奈何地美国化了，平时禁不住要在想象中馋正宗的中国菜。
在小说里写上几笔，似乎多少也可以给自己些许心理安慰，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完全出乎意料，预期的满足反而成了很折腾的经历。因为中国饮食经验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在英文中是不存在的。
先说一说“鲜”字。这算得上是中国美食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之一。从汉字的结构来看，由“鱼”“羊”部首组合而成，在日常生活中却可用于所有的菜肴。在素餐馆里，人们能给出的最佳评价也是“鲜”。乍看上去，delicious是相应的英文字，但其实太泛泛，无法表达中国人舌蕾特有的一种味觉。
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鲜”不可或缺，味精（MSG——monosodium glutamate）因此得到普遍应用。要在烹调中产生有机的鲜味不容易，合成的味精成了便宜的替代，进入了大规模的生产，自然也进入了我的美国厨房。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是因为语言中特定词汇的存在，人们才去追求与之相应的经验？反之亦然，英文中找不到这个字，美国中餐馆为了招徕非华人顾客，经常还得要打出“NO MSG”的广告，让他们进来心安理得地用餐。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中菜的特殊口味。再举一个中国字，“馋”，在英语中同样找不到相对应的字。馋不是饿，而是指一种特殊的食欲味觉需求，能用作动词或形容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著名例子。如晋代的张季鹰，他在京城身居高位，却因为馋家乡的鲈鱼，辞官回乡。他的馋成了名士风度——不愿为了名利束缚自己——在知识分子圈子中颇受赞扬。
在小说《红英之死》中，有一章写到俞警官与妻子佩庆请陈探长来家吃大闸蟹。虽说蟹在美国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受欢迎，但在餐馆和市场上还常能见到——雪蟹、蓝蟹、约那蟹——蟹总是蟹，不管具体叫什么名字。
但我立刻碰到了问题。对上海人来说，大闸蟹最美味的部分来自蟹黄蟹膏。在老城隍庙南翔馒头店，只要放上一丁点儿，小笼价钱就得翻番。说来惭愧，蟹黄蟹膏挂在嘴边说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却从没想到要去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在电脑前大脑短路，唯一能想起来的线索是“九雌十雄”。不得不查字典：“蟹黄——雌蟹的卵巢和消化腺”，“蟹膏——雄蟹的精液与器官的集合”。倒抽口冷气再查一遍，还是如此。只是，把词典中的定义生搬进小说里，令人馋涎欲滴的感觉顿时荡然无存。
就此而言，还可以再举个例子，dim sum（点心），这一中文（广东话）拼音在美国已变成人们所接受的英语词汇，连带着所有的美味联想。如果硬要在英文中直译“早茶”，反而费解，至少难以让人食指大动。长此以往，说不定哪一天“麻”和“鲜”（ma and xian）也会正式出现在英语中。不久前，至少在纽约中餐馆的菜单中，我就已看到了“Ma LaTofu”。只是，诸如此类的语言转移转化现象，已超出了我所要勘查的范围。
（裘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