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慧瑜
不管是传统国有工厂老工人对工业、工厂经验的正面描写，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最低端的新工人对工厂异化劳动的批判，都是对当下中国和后工业世界来说格外重要的现代性经验，也是重新理解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关键。
编者按：今年2月初，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召开了一次工人诗歌讨论会，参与者不仅有诗歌批评家，还有十几位工人诗人，他们用朴实的话讲他们与诗歌的故事，他们自觉地用诗歌来记录和表现工人生活，就像会议主办者诗人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所收录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工人诗歌，不再是他们、他者的故事，而是“我的”、“我们的”声音。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工人生活、工业经验，对于早已市场化或圈子化的文艺创作来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生命感。对此，本报特别刊发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女士的这篇思辨文章，题目作了改动。
新老工人：相遇的契机
参加诗会的工人诗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国有企业的工人，二是来自民营工厂的打工者。最先发言的几位略微年长的诗人，如田力、老井、绳子、马行等，大多来自煤矿、炼钢厂、油田等国有企业，而随后发言的几位年轻的诗人，如郑小琼、池沫树、阿鲁等基本上是新工人。郑小琼在会上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民工、打工者与传统的工人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从事工业生产，但彼此的工厂经验完全不同。确实，农民工和老工人是不同的，国企工人起码是城里人，而农民工的身份则是农民，他们在社会待遇和生存境遇上很难共享一个“工人”的身份。在诗人们造访的这个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博物馆中，当带有国企身份的工人“意外”到场之后，他们成了这个博物馆里“真正的”主人，反而新工人更像是一群外来的冒充者。这既提示着“工人”在当下中国意味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和主体，又说明新工人还没有稳定的社会身份，就像他们在城市空间中过着居无定所的寄居生活。
这种老工人与新工人的尖锐对比，说明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断裂和隔膜。在历史和社会空间中，老工人与新工人很难相遇，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人生轨迹中，形同陌路。当谈论老工人和新工人时，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如老工人涉及毛泽东时代“工人当家作主”、90年代的国企转型、工人下岗等问题，属于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的问题，而新工人则是农民工进城、维护打工的合法权益、能否返乡等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历史的隔绝使得新老工人无法分享彼此的历史经验。正如新工人很难体认老工人从毛泽东时代的“共和国长子”到改革开放时代沦为社会底层的“冰火两重天”。同样的，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老工人也很难真正理解新工人的绝望感，他们的诗歌中也不会处理富士康工人自杀的问题。这种新老工人之间的社会与文化断裂是意味深长的。
80年代：“工业田园”与“共和国之子”
从《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中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工人身份：一种是诗人身份；二是生活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三是进城打工者、新工人。这三种身份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业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工厂中亮丽的、带有音乐感的工业体验，另一种则是“世界加工厂”里的工人所遭受的异化的、压抑的工业生活。
对于如舒婷、梁小斌、于坚等在诗歌中处理过工人经验的著名诗人来说，工人是他们7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之前的人生阅历，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们用诗歌来追忆往日的工厂生活。此时，他们作为大学生、专业诗人，与工人身份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与工人（体力劳动）的阶层分化也是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产物之一。在一般的文学史论述中，很少谈及这些著名诗人的工人身份，也正是借助“工人诗歌”的命名，让我们看到这些当年开风气之先的朦胧诗人与工人、工业的隐秘关系。
舒婷在《流水线》（1980年）中描述：“在时间的流水线里/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人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流水线”不仅不是现代性经验中压抑、重复的异化劳动，而是和时间的流逝、夜晚、星星、小树等有关的意向。随后，诗歌呈现了“我”对这种流水线生活的感受：“星星一定疲倦了/几千年过去/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因此，诗歌最后是“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这也是80年代之初用个人主义来批评集体化的“从不更改”的疲倦生活。不过，依然能够读出“时间的流水线”中流淌着的“美感”，这是一幅社会主义工厂的“工业田园”。这种工业的音乐感被梁小斌直接叙述为一种《节奏感》（1979年），如“是血管里进进了自由的音符/我们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在80年代的口语诗人于坚的《在烟囱下》（1983年）中，烟囱也不是城市的污染源，而是城市的注视者，“它和那些穿劳动布的人们站在一起”，于是，“工厂的孩子们/在烟囱下/长成了大人/当了锻工/当了车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从这里可以读出工人、工人的后代们作为城市主人的主体感。而在《赞美劳动》（1989年）一诗中，于坚既批评了工业劳动的机械性，如“他的动作和表情没有任何与心情有关的暗示”，又呈现了劳动的力与美，如“他只是一组被劳动牵引的肌肉/这些随着工具的运动而起伏的线条/唯一的含义就是劳动”。从这些特殊的工厂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赋予工业生活一种旋律感和线条美，这显然离不开工厂作为工人当家作主、工人成为城市主人的制度基础，因此，这些关于工厂的节奏感也成为特殊时代终结之前的绝唱。 （下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