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还在世，她很信佛，却苦于没有文化，佛教的经文就由我给她念，虽然有很多生字生词，但基本的意思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时间一久，我也从这些经文中感悟到佛教所倡导的一些义理。比如因果报应，不能杀生等。所以我从小就对杀鸡一类事情十分排斥。
母亲离世后第五年，我已经16岁，被招工到西安西郊肉类联合加工厂，从事搬运工的工作。每天上班唯一一件事就是把存放在冷库结冻间的数以千计的整片的猪肉从滑轨上卸下，再装到推车上，码放到零下20度左右恒温的冷库里。我工作了大约三个星期，有一晚做梦，居然梦到母亲对我说，这个工作不好，搬运大肉也是杀生。此后我总有些忐忑不安，心中也祈愿母亲能原谅自己，毕竟像我这样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找一份吃商品粮的工作不容易。为了生存，杀生不杀生已经顾不上了。
几年后，我被选调到工厂团委工作。在几乎每周都要有一至两天下车间劳动的日子里，我一般都是在全厂最累、也是最脏的生猪车间，而且就在麻电台。所谓麻电台，其实就是屠宰车间第一道工序，一条钢筋焊接的通道，成千上万头活猪被驱赶到这条通往地狱的通道里，每一头被传送履带传送到我的眼前，我就用一台近似老式电话机形状的麻电机往猪身上一按，猪猛然抽搐几下，就一动不动，任人宰割了。屠宰车间几百号人，绝大多数都手提尖刀，站在工作台上机器一般地忙碌着，有一些岗位的工人满身油污，脸上也布满了斑斑血渍。我虽不曾直接拿刀，却整天看着一头头肥猪惊恐地奔突和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心里一直为自己这份“杀生”的工作暗暗叫苦。每一次下车间劳动后，我都有一两天要进行一番激烈的思想激辩，直到心安理得为止。当时的屠宰车间35岁以下的青年占到80%，他们也许没有佛教的“戒杀”之虑，但以生活常识论，也没有谁心甘情愿安心这份又脏又累的屠宰工作，基本上都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之。
于是，开展“干一行爱一行”的教育活动，就成为工厂党委下达给团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我能给青年说什么呢？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工作当然都和革命分不开，同样都是革命工作，也会有轻、重之别，脏、净之分。尽管以当时就业的形势看，能有一份工作，就预示着已经跻身到体制之内，成为吃商品粮的国营企业的工人，应该有知足之心。但人的思想是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工作期盼着有一份工作，有了工作又想找一份既轻松又有技术含量的岗位。所以往往在知足之余，就开始为这种血腥的屠宰工作感到纠结了。
面对青年们不安心屠宰工作的现实情况，我经常扪心自问：假如是我自己做这份工作，我能做到心安理得吗？既然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教育其他人？也许正是这种朴素的推己及人的思考方式，使我从不敢信口开河给青年朋友讲大话说空话，我只能默默地在下车间劳动时选择最辛苦的岗位，并竭尽全力把车间领导分配的任务完成。时间一久，车间的青年们感到我至少还能吃苦，渐渐就有人在工休之余和我聊天交流了。有一次一位青年当着十几个人的面问我：“你说良心话，咱干的这差事苦不苦？冤不冤？”我就直言到：“苦是肯定的，工作不可能不分轻重；但这和冤联系不上，只能说我们大家的运气不好，来到屠宰这个岗位。但是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杀猪宰羊这件事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总要有人干才行。今天我们‘不幸’被选择做了这份工作，改变的方式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学习。只有通过学习，增强个人的能力，进而改变环境，改变自己。一个人有能力当画家，我们就应该鼓励他离开杀猪这个岗位。假如今天还没有跳槽这个能力，就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些话今天看来并无任何的闪光之处，但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期，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事实上，这些话被传到工厂的上级单位后，党委书记就曾质问：把这样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放在团委，岂能带领青年走正路？好在这位书记很快调到商业局担任副局长，我才暂时避免被调离的命运。然而，我的言行在青年中却激起很大的涟漪，反感的情绪逐渐退去，稳定的心态悄无声息地蔓延着，舒展的脸颊也开始展现。有一位丁姓青年喜欢画画，而且画油画也相当有造诣，我就与厂工会商量，在工厂阅读长廊给他开办了画展，在闲聊时他说自己想报考西安美院，我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建议有关部门成全他。后来这位青年不但成为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而且还留校当了老师。这些今天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左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现实”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共青团干部，假如没有质朴的情怀，唯实唯真的精神，就必然被青年看成另类人物。唯独被青年视为朋友，才能展现其自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有一回厂长兼党委书记对我发脾气说，你应该组织人在厂门口设岗检查，把那些留长发、穿高跟鞋的青年好好教育教育。厂长的话显然有干涉个人生活之嫌，但在当时，竟然有不少单位禁止青年留长发、穿喇叭裤、上班穿高跟鞋。我没有马上依照厂长的意思办理，因为以当时的状况，青年们已经透过改革开放的窗口隐约看到了香港和西方人自由生活的蛛丝马迹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采取封堵的办法，势必适得其反，甚至会让人十分反感。恰好我的上司，一位见过世面的副书记老方和我的看法一样，于是我们俩多次做厂长的思想工作，建议他不要过多干涉青年们并不违法的言行举止。这件事在青年们那儿传开后，一些对现状有情绪的青年居然主动找我谈心、聊天、提建议。此后不久，我们就开办了西安市第一场露天青年舞会，那天晚上的灯光球场聚集了成千的人，优雅的舞姿在灯光下旋转，人们的表情无不舒展、欢欣，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我看来，自己虽然在团委工作，但就其身份来说，也只是一名青年。既是青年，就应有青年人的喜怒哀乐，推己及人，怎敢以教育者自居？只有心甘情愿当好一名服务生，不好为人师，就不愁没有朋友。后来我们厂还举办了西安市第一个集体婚礼，连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做了报道。1982年元宵节，还举办了西安市最有人气的一次秧歌舞巡游，整个环城西路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至今都经常有人提起当年肉联厂的思想工作和文化体育工作的活跃与贴心。
1982年共青团西安市委在我们厂召开现场会，就广泛与青年展开谈心活动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事迹总结经验。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至今我都坚信，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离不开言传身教这条铁的定律。
（高均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