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 桂璐
我家原住西安市道北。解放前，这里有三家火柴厂。西华火柴厂，位于自强东路。关中火柴厂，位于二府庄。中新火柴厂，位于含元殿。解放后，三厂相继关闭。火柴厂留下了我这耄耋老人的童年记忆。
三厂分别雇有百名左右的童工。第一车间是排版，口头说“摆洋火”，系计件制。工资最低，成年人不愿干，所以都雇童工。
童工的年龄有六、七岁的。有十多岁的。我八岁进场，在三厂都干过，直到十三岁，西安解放后才离厂。那时物价飞涨，经过多次要求，工厂改用面粉代工资。一个熟练的童工，从天亮干到天黑，中午也不休息，才能挣二斤左右的面粉。那是在中兴，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厂方不准，几个年龄稍大的童工带头，我也是其中之一，发起罢工。没有排版，全厂瘫痪，厂方派人四处催叫，但无人上班。工头来叫我。我说：“吃不饱肚子，不干了，要干就增加工资。”工厂只好增加一点工资。即使如此，一人每天才挣三斤面粉。事后厂方借故开除了几个工人。
其他二厂先后罢工，也加了工资。厂方只给成年工开设食堂，我每天鸡叫起床，吃点早饭，带上干粮和咸菜去上班。没有开水，童工都喝凉水，拉肚子的很普遍。又经多次要求，厂方才在中午烧一大锅开水，里面下少许绿豆。临近解放，火柴滞销，便用火柴代工资。童工如卖不掉火柴，吃饭也成难题。四十来岁的工头，常拿一条三尺来长，手指粗的铁棍，任意打工人。他常把双手倒背身后，屁股下拖着铁棍，像条细长尾巴。我们便给他起个外号叫“长尾狼”。有人还编唱到“长尾狼，狠心肠，尾巴打爹又打娘。雷劈电击长尾狼。”一次我把摆好的一版火柴交给他，他一看就“叭叭”地打坏火柴版。我不服气返工，棍子又呼呼地落在我身上，打得我身上红一道，青一道，胳膊酸麻，半天抬不起来。冬天车间无取暖设备，手要不停地干活，手背冻得炸开许多裂口，常常流血。夏天热得汗流浃背，有些男孩便脱掉上衣，露出脊背，也顾不得羞耻了。童工的工作和生活苦不堪言！
我六岁的弟弟跟着我进厂。人低案高，就站在凳子上干活。有时站得头昏眼花，跌倒在地。多年摧残，使他面黄肌瘦，患病无钱医治——那时也无正规的医院或诊所，只能请巫医糊弄一下，才十来岁便夭折了。有些童工节假日不休，到火车站拾煤碴，到北院门花生行拣花生（剔除花生米中的杂质和破损的）。一个叫黑蛋的男孩去拾煤碴而被火车轧死。女孩小双天不亮进城去拣花生，被大北门上的士兵随意开枪误伤而死。那年代是没有赔偿的。听说他们死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到他们家看望，大家都流了眼泪，有的女孩还痛哭失声。童工的命运多么悲惨！
童工，这是特定的历史产物。岁月演进，时代变迁，雇佣童工的现象早已烟消云散，永远不会死灰复燃。当今的少年儿童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再不会有我童年那样的苦难。我真羡慕！假如岁月能够倒转，我真想再过一次童年生活。世间没有永远的富人，也无永远的穷人。1950年春，我开始上小学，加入了少先队，当了大队长。1952年，我参加了在武功举办的“西北少年儿童夏令营”。1961年我大学毕业，当了中学教师。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老大是考古工作者，老二留学德国，现为上海一家德资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生活幸福，想起过去恍若—梦。
□苏英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