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均善
配图 桂璐
一个人来到人世，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称呼。早在襁褓中，我们就开始经历口语传授，称呼自己的父母亲了。多数人的人生第一次发音，也许就是“妈妈”。
和世上任何事物一样，称呼也是有历史的传承的。
就拿“妈妈”的称谓来说，中国的历史上对自己的母亲就有很多的称呼。文雅一些的称呼如“萱堂”，“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杯”（南宋诗人叶梦得诗）。通俗一些的称呼如“家慈”、“慈母”，至于“慈帷”、“慈亲”则多见于文章上对自己母亲的称呼。
母亲离世后，有“先妣”、“先慈”等特殊的称谓。
把自己母亲叫“妈妈”或者就叫“母亲”则是古今一致的传统称呼。电影上常有“额娘”之称，这是不同地方的不同称谓，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家庭中小孩子对母亲的称呼。
称呼别人的母亲也有讲究。“高堂”是对他人父母的雅称，“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唐李白诗）。而“令堂”则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一般来说，古代人称自己的父母，在称谓前加一个“家”字；称别人的父母，则在称谓前加一个“令”字。“令”在古代当“美好”讲，《诗经》上就有“令闻令望”。意思就是：世界上美好的人或事被我看到了。
对父亲的称呼甚至比母亲更讲究，这可能与两千多年以来男性主宰社会不无关系。
人们较早对自己父亲的称呼是“阿父”，南方一些地区则称“阿公”，甚至还有“阿伯”之称。这是南北朝时期有文字记载的自己对父亲的称呼，《木兰诗》中有称父亲为“阿爷”的（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而唐代人的著作中却有把自己父亲叫“阿爹”的。女真人的称呼更离奇，居然把阿爹叫“阿妈”。
秦汉时期关中的文人就在文章中自称父亲为“家父”了，此一称谓几千年基本未变。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使相当一些人缺少了这些称谓上的常识。前几年居然有央视著名主持人把嘉宾的父亲称“家父”，引起全国哗然。一般对别人的父亲都称“令尊”或者“家尊”，而“家父”、“家严”、“家公”则只能用于对自己父亲的称呼，绝不可用来称呼对方的父亲。
父亲去世，称谓就要改变。男性称已经去世的父亲为“先父”、“先君”、“先严”、“先考”，其中“先考”只限于文字用语，一般都是祭文、碑文用此称谓。女人则称已经去世的父亲为“先人”，而对去世的公公则称“先舅”。帝王称呼死去的帝王为“先帝”；帝王称死去的大臣的父亲为“先卿”。
古代夫妻之间的称谓也很有意思。
以“良人”互称的时代很久远。
一般都是女子称男子为“郎”或“郎君”；男子称女子为“娘子”。至于“官人”的称谓，也是学习朝廷的称谓改造而来的。在朝廷任职的人被称为官家，从官家到官人，就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新郎还被称为“新郎官”，至于这位新郎是否为官，就不得而知了。
“爱人”无疑是当今夫妻之间的通称了。其实大家都知道“爱人”这个词在西方就是专指“情人”的。
“老公”的称呼也已经非常普遍。然而，“老公”这个称谓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在中国泛滥了。早期的“老公”指的就是太监或宦官一类人物，不曾想风水轮流转，“老公”到了今天，居然成为妻子称呼丈夫的专用名词了。
丈夫称呼妻子，历来都是官、民有别，士、俗有别。皇帝称妻子“锌童”；宰相称妻子“夫人；文化人称妻子“拙荆”；雅士称妻子“执帚”；士人称妻子“妻子”；秀才称妻子“娘子”；农夫称妻子“婆娘”。而妻子称丈夫则为“外人”，或为“男人”，或为“当家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称谓也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之前的人基本都是以“同志”相称。后来走出去到了香港，在柜台前叫“同志”没有人理睬，一打听才知道香港的同性恋之间才称呼“同志”呢。
八十年代到了广州，最深切的体会就是称呼营业员叫“小姐”，“小姐”这个称谓在民国时期的电影里时常听到，一般都是称呼尚未结婚的女性的。可是不久就有“麻烦”了：那些坐台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居然都被称为小姐，于是再有人把服务员叫小姐，就可能招致一顿责骂：“谁是小姐，你才是小姐呢！”再后来又有新叫法了，大江南北都管从事服务工作的女性叫“美女”，不管此人是真美还是假美，反正叫了也就叫了，没有人更正，更没有人不高兴。但是对从事服务的男性公民就不知怎样称呼了，有叫“同志”的，有叫“先生”的，也有叫“小伙”或者“师傅”的，还有叫“帅哥”的，甚至还有一个新名词：小鲜肉！只是此类名词没有人直呼。
商界的称谓比较“规范”，一般都统称“老板”或者“总”，姓王就叫“王总”，姓苟则叫“苟总”，不管这家公司多大多小，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是“总”。有人就揶揄说，当今街道上“总多”“骗子多”，一片树叶掉下来，就可能砸到好几个“老总”、好几个“骗子”的。
不知何时官场也开始商业化了，大官小官，居然都被称为“老板”。其实细想也不为怪，这些为官者都已经成为百姓的老板了。大小的事情，都是人家拍板，不叫老板叫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