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章建
大爹大概出生在1913年吧？想起来，那都是一个悠长遥远、朦朦胧胧的年代了。
可是，我的大爹，那个从上个世纪初期就蹒跚地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着生活的老人，依旧步履铿锵、面带微笑、甚至有点悲壮地活着、劳动着，度过每一个日日夜夜。
大爹精瘦精瘦的身板，矮小矮小的身材，写满岁月的额头，带着沧桑的眼眸，绝对古铜的脸色上长满了斑斑驳驳的老年斑，近乎光头的头顶，依然不屈地点缀着三五根银箭般的头发，直直地向上冲……猛地见面，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居然让人觉得心酸。
2009年7月的一天，天热得像下了火。大爹突然传信，要来进城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修眼镜；一件是买孝布。对于没有上过学堂、识字不多、杖朝之年的大爹，都是大事。
大爹是让儿子大军用摩托车带进城的。自然是先到我家找我母亲帮忙。刚一落座，大爹就哆哆嗦嗦地伸手在浑身上下的衣服口袋里摸，从三个不同的地方，掏出三卷钱来。我帮母亲一起数钱。一卷百元的，三张，搓成纸烟状的圆筒；一卷凑整的，六张，一张五零，五张十元的；还有一卷一元的，整三十张；一共是430元。母亲自然成了这些钱的临时保管人。
先办置第一件大事：修理眼镜。那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物件。眼镜盒斑斑驳驳的；眼镜同样陈旧得叫人怀疑还能否起到镜子的功用。我拿起来仔细看：这个眼镜简单到只有两片玻璃，两个镜腿，没有镶边、没有装饰，连接的部位是简单的黄铜铆钉。
母亲却告诉我，这个眼镜居然是很宝贝的物件，据说是祖上留下的唯一器物，纯天然石头镜，是对着光线能看到四个太阳的那种。我们沿街一路走一路问，一连打问了四家眼镜行，不是没有配件，就是要价太高。起先一家要8元，大爹一听，就抢回眼镜，太贵了，不修了。再换一家打听，更贵；于是，大爹就嚷嚷着不修了。
我知道这个眼镜对于大爹的重要。大爹识字不多，却是常常要用到镜子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大爹看戏，是必须要戴的。仿佛带上眼镜，舞台上的生、末、净、旦、丑都会扑面而来；仿佛带上眼镜，那些秦腔的唱腔就会舒服到骨头里品味玩赏；仿佛只有带上眼镜，那戏才能看出味道看出嚼头看出意境；仿佛只有带上眼镜，看戏才能算是对文化的尊敬对秦腔的酷爱。更何况，这个古老的眼镜，还传承着先人的记忆、承载着祖先的脉络。
我断然决定，自己掏出8元钱，帮大爹把眼镜修理了。大爹拿着修理好的镜子，一句话不说，径直走出门去，对着太阳看看，再两手摸揣镜面，检验是否还是自己的东西。那认真和固执的样子，真叫我心酸。
接下来，办置另一件大事：买孝布。农村老人去世，三姑六姨、子侄晚辈，是都要按照亲疏辈分扯孝布的。届时，逝者的灵堂搭建在堂屋正中央，前面摆着供品，地下铺满稻草，所有来人都要先给逝者烧纸上香。这时候，专门管事的人（都是辈分大的女性）就会按照主人家事先的安排，抬出孝布，按照约定俗成的亲疏、辈分，或六尺、或八尺，快速将成匹的白布量出相应尺寸，做成孝布，盘在头上，搭在背上，让晚辈为逝者“背孝”，以示对亡灵的敬重和哀思。
到了专门卖丧事用品的门市部，大爹小声对母亲说：咱们买的多，让他让一二尺。母亲说，尽量吧。当然，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是我母亲的事情。最后达成一致：一匹布134.6米，每米按批发价3元计算，共计403.80元，收400元整。大爹从来都非常敬重我的母亲，也从来都信任母亲，这个价，已经省了三块八毛钱，他欣然接受。
按照我的计算方法，每头孝布2米，134米布，从宽幅一扯两个，足以做成150多个孝布的。
不想，大爹突然又跟母亲说，让从中间分成两半。母亲稍稍一怔，似乎明白了什么，就跟卖布小伙解释。买布的小伙顿时理解，数布量布。大爹叫：分均匀。小伙操剪刀断然分成两半。
母亲悄悄说，你大爹和大妈两个人的孝布，两个儿子一人安埋一个，孝布平均分。
大爹办完两件大事，不在县城停留，执意走了。
我和母亲在大街上边走边说大爹的事情、说农村的事情、说麦子最好成色的才卖八角一斤的事情。
母亲说，唉，你大爹“细密”（陕南土话，节俭的意思）的程度，叫帮忙办事的人都心里不舒服。
我说，是啊，他把钱的价值等同于麦子的价值，这钱还不是省了又省的花？
我绝对相信我对大爹消费的理解：一斤麦子价值八角钱，却需要多少时日的辛劳？多少工序的劳作？多少时日的播种和收获？况且，对于一个80多岁高龄、至今仍然不依不靠独自打拼生活的老者，那每一分钱，都是数不清的汗水啊。
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当一个人把人民币的价值和粮食对等的时候，省吃俭用和勤俭节约，必将是泥土的、一生的、虔诚的、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