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资料图）
1923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从静安寺去学校，坐着有900年历史的独轮车，奔向了代表现代文化的圣约翰。
周有光的110年，正是中国朝着现代化发展最关键的110年，历经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至今，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书写者和见证者。
少年革命派：从“五四”到“五卅”
周有光是常州人。常州图书馆的一楼，有三个人的铜像：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他们都是常州才子，巧的是，他们还都对语言和文字改革感兴趣。
周有光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写字、读诗，但是进小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等到读常州中学，已经开始学英语。他最尊敬的中学老师是吴山秀。吴老师当时已经开始提倡白话，当时学校讲古文，但在课外，他把白话的重要性告诉了学生们。同时，他还把五四运动的思想灌输给了孩子们，学校请一些名人来演讲，吴老师是自己人，也上台演讲，他把黑板上写好的“名人演讲”四个字改成了“各人演讲”。
常州虽然是小地方，但是中学生周有光几乎同时“参与”了五四运动。老师引导同学们反对帝国主义，一人拿一个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的字样。周有光个子矮，到茶馆里演讲，听众看不见他，有个客人把他抱到桌子上，整个茶馆都轰动了。
中学毕业，周有光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结果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是他却陷入了选择的难题：圣约翰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但是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家里供不起，看来只好读免费的南京东南高等师范了。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周有光的情况，对周的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回去找我妈借。”她妈妈很喜欢周有光，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周有光就这样去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最好也是最美的大学之一，如今的上海中山公园，就是当年圣约翰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种欧美式教育，现在叫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圣约翰大学虽好，但周有光只读了两年，因为遇到了“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家日本工厂，老板开枪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这件事激起了民愤，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各界都来声援。5月30日，一些宣传演讲的学生被巡捕抓捕，这就是“五卅惨案”。学生们都罢课，出去游行，声援被捕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圣约翰大学也不例外。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很受学生爱戴，但他坚决反对学生参加游行，不让出校。圣约翰大学和附中的学生随即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排好队，拿起铺盖就离开了学校。这些离开的师生，后来新组建了光华大学，所以周有光相当于读了两个大学。周有光毕业后留在了光华，这时他也恋爱了，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走到了一起。婚后，岳父赞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张允和对他的要求只有一点——不从政，于是“少年革命派”调转人生的方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换句话说，周有光的青春期结束了。
“嫁入”豪门
周有光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结婚，长达8年时间，他概括为4个阶段。求婚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的回信有10页纸，主要是为了证明“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可见，两人的婚姻对周有光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婚后，两人生下一子一女，儿子晓平，女儿小和。和平年代，这将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但那是在抗战时期，“嫁入豪门”也不会有任何保障。6岁时，女儿小和因为盲肠炎而逝去，这让他们悲痛万分。周有光一度患上抑郁症，而张允和的伤痛持续时间更长，直到晚年，提起早天的女儿，她仍会伤心流泪。儿子晓平，也被炸弹碎片击伤，生命也一度处于危险中，幸亏及时送到成都的华西医院进行抢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张允和对周有光的意义，在于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让他为人做事更从容不迫，心态也更好。周有光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在书房看报看书，书房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周有光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度过恬静的晚年。张允和后来总结两人的养生之道，每天上午定时定量的红茶，成为一个秘诀。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93岁，如果从恋爱开始算，两人相伴超过70年。
张允和虽然排行老二，但却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个。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
周有光和张允和（资料图）
中年改革家：从经济到文字
周有光考京都的帝国大学，而不是东京帝国大学，是冲着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去的，不过他到日本的时候，河上肇刚好被捕，这个愿望就没有实现。他在日本，最大的收获是学好了日语。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有光在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靠着经济学专业知识谋生，他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里任职。
这时，周有光认识了章乃器（新中国成立后任粮食部长），两人都在抗战前上海的征信所工作，征信所是一个银行间的服务机构，由每家银行出一个代表组成。周有光代表的是江苏银行，而章乃器代表的是浙江银行。章乃器建议周有光加入救国会小组，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周有光才知道，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西安事变后，“七君子”才被释放出来。抗战爆发，周有光和章乃器都转移到了重庆，但是他跟章乃器分手，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农本局工作。农本局是经济部下属的一个战时机构，负责保障后方的粮食与棉花供应。
周有光在重庆的最大收获，也许是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每月都要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量国家大事，周有光作为经济学家，每次都要参加。之后，周有光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新华银行是当时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几个著名的小银行之一。抗战结束，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周有光漫长的后半生。
周有光和语言学的缘分，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给叶籁士主编的《语文》写稿，并正式用笔名“周有光”。也许，命中注定他要以语言学家周有光这样的名号进入历史。在纽约，和周有光往来最密切的是罗常培和老舍，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周有光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到周有光家，罗先生无意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原来那是周有光闲来无事的消遣：用一种速记符号，来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见罗常培来了兴致，周有光又拿出一本讲义，那是他为了方便教外国朋友学中文而编的《中文十讲》，用英语来解释中文，没有一个汉字。罗常培把讲义带走认真阅读，并用铅笔详细做了修改。
另外一个贵人是赵元任，他是周有光的常州老乡，在美国教书，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出任全美语言学会的主席。他是美国的名教授，张允和经常去听他的课，周有光也常去拜访。赵元任制订过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是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但不利于推广，不过他的思想对周有光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周有光另一个常州老乡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位中文拉丁化运动的鼓吹者，曾写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另外，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点过周有光。
这一切，让业余搞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为事实上的专业人士，而且博采众家之长。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刚刚解放一周。最初，周有光仍然是做教书和银行方面的工作，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195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也受邀参加。散会后，他要马上赶回上海上课，但吴玉章、胡愈之（分别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找到他，不让他回去：中央留你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放弃经济学，转型做语言文字学家了。
周有光的贡献，在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和制订，他担任拼音方案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叶籁士、陈志韦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草案，而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
1979年，国家指派周有光到巴黎，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原来中国运动员到外国去打球，姓名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人，不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在世界上有二十多种拼法，确实对外国人造成了很大困扰。这个会开了三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晚年反思之乐
如果以一个人的退休来开始计算晚年的话，周有光的晚年从85岁才开始。1991年这一年他才离开办公室，他自称糊涂，不知哪一年退休。单位人事处送来一个离休证，他一看，早就应该离开了，就正式退休回家了。退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文章。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百岁之后，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潇洒。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晚年的周有光，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1988年4月，日本夏普公司送给他一部WL-1000c中西文电子打印机。周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1995年，儿子周晓平又给他买了一部新的GMS-2000中西文文字处理机，周有光就用新的，老的打印机就拿给张允和玩了。互联网时代，周有光成为了网民。他在网上读各种有趣的文章，而他作为一个网友也日渐出名。100岁后，周有光甚至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不过屏幕太小，需要保姆帮忙。
2005年，百岁的周有光提出了“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概念，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生命的细胞日渐老化，但他的知识仍然在更新。2009年5月，虚岁104岁的周有光写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是从国家看世界，而现在则是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同一历史事实，比如朝鲜战争，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记录，现在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记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一个月后，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谈到了于丹的走红，“于丹的《论语心得》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使知识饥民吃到一碗文化甜粥，功德无量。关于宣讲内容，各有所见，可以从长讨论。重要的是心中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丹现象的这种评价，放到今天仍然是新鲜而有见地的。
百岁以后的周有光，彻底走出了语言学家的角色，似乎回到了青年人的状态，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同时又以百年功力和百年经历，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他曾提到当下知识分子在华夏文化复兴中的责任，而就他本人来说，则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
据媒体报道，周有光还注意到了资中筠写的文章，就委托儿子给资电话，要求见面谈一次。资中筠回忆：“去了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和我谈了两个钟头，滔滔不绝，他的精神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把我很多迷茫和困惑不能说完全、也是部分地解决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智慧之光。”在这次谈话中，周有光告诉资中筠，“你是无神论者，我也是，但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你非得走回来不可。”
诸多学者频频引用周有光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而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去年，95岁的出版家曾彦修出版新书《平生六记》，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挥笔写就：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09岁的前辈给一个95岁的后辈的寄语，诙谐的背后，有一代知识人的坚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周有光，一生有光。 □浦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