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许知远十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传媒界，致力于他的“媒体写作”。从决心以写作为业时开始，他便确认文学时代已告结束，面临的是一个“新闻报道的时代”，当此信息蜂拥之际，媒体成了“时代的教堂”，媒体写作者当然是“时代的牧师”了。于是，他醉心于《时代》《滚石》《经济学人》的新闻写作，梦想当一名“牧师”，以一种他名之为“新闻体”的形式布道，传播真理，激发对自由、改革和进步的热情。
实际上，这是一种跨文体写作。不同于一般新闻记者的记述，他不求“客观”，不想局限在具体的事象里。他喜欢介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分明是一种社会批评。但是，他又不愿意遵守经院里的语言逻辑，相反，追求文字的弹性、韵味和风采，从而带上一种文学性，他的文字既富含理性，又充满激情；高远，深入，又平易自然。
这样的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一个比喻的说法，或可称为游牧式写作。
许知远自称是一个“游荡者”。在他的身上，有着比一般青年人更激烈的青春的躁动；当他怀着无穷的欲望策马前往时，就在远方不断展开的跳动着的地平线上寻找世界变革的秘密，寻找生命之星。他表示，生于70年代的人，必须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任，除此无以证明自身的存在。
许知远是一个爱国者，他渴望参与，在《未成熟的国家》里，他悉心梳理中国的现代化史，比较别的史书，明显地有着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全书从昨日“帝国的崩溃”开始，结束于今天“社会的焦虑”，他认同中国进入9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人全数“放弃”的说法，致力于搜寻二十年直至一百年间那些“丢失的东西”，被发展与变革中的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和遗忘的东西。
《祖国的陌生人》记录了许知远在国内走访的见闻与思考。从大陆到台湾，从北京到外省，从曾经作为沿海殖民城市的繁华的大上海到内地灰暗的煤区，从“废都”西安到迅速崛起的年轻的深圳，他描绘了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历史的皱折和现实的阴影。书中出现的人物有知识分子、维权律师、作家、教师、报人、普通市民、民工、小老板……是众多的鲜活的面孔，组成了陌生的祖国，吸引他去辨识，去熟识，记忆和想象，并因此陷于思考乃至困惑之中。
新著《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是一部世界旅行记。笔涉的地方有印度、不丹、俄国、欧洲和中东地区。由于许知远一直带着他的“中国问题”周游列国，这就显得很特别，与其说是这是游记，不如说是一部“马上沉思录”。《列宁的阴影》一篇将中国与俄国划出两条平行线进行比较。许知远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但是在社会内部，却有停滞甚至衰退之感。他以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为例，十年前，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渴望进入外资公司、私营企业，自行创业，或成为新闻记者，而现在，他们蜂拥麇集想要考取政府公务员、进入国有企业。在批判国内知识分子的某种普遍倾向的同时，书中不止一次呼唤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力。
许知远喜欢宏大。他不断涉入、探索、追踪和游弋于广大的场域。从阿伦特、奥威尔到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他极力设法获得广阔的知识背景，完善他的方法论，避免把历史和现实世界的事物简单化。
他一再解读中国崛起，对国内学者撰写的《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等一批大众读物，给予猛烈的反思。他的作品，述及众多国家、地区的人物和事件，立场是一贯的，理念是明澈的，批评是雄辩有力的。
知识分子敢于明言，批判社会，挑战权势，却往往怯于解剖自己。许知远不然，在他的著作中，会不时看到他的自我反省、批评和谴责，这在当今志得意满、自我炒作已成风气的知识界中特别罕见。他说：“像很多的同代人一样，我也是一个不自觉的投机主义者，我依赖于外界环境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内心的准则。知识、思想，甚至理想主义，有时都不免是我投机的方式……”他没有那类以精英自居的言论领袖的优越感，像这种近于自虐般的批评文字，在他们的嘴里是吐不出来的。
许知远的游牧式写作是富于活力的，这是十足的青春文字，也是先锋文字。在过去的动荡岁月里，北大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是开风气的人物。这支先锋队伍的呼号，一代一代，一直激励着后来者许知远，使他，一个忧伤的年轻人终于长成勇悍的骑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所谓“实验小说”，最先以“先锋”命名。在叙事方式和形式上翻弄点小花样，算什么先锋呢？在西方，当“先锋”从一个战争术语演变成政治名词和艺术名词时起，它就不限于形式革新。“先锋”首先是反叛的，它不惮于自我孤立，而且简直偏好孤军深入，而表现为一种英雄主义。先锋是进取，是历险，是格斗，先锋的血永远是热的。
先锋因向往未来而一直“在路上”。凯鲁亚克在路上，许知远也在路上。凯鲁亚克的道路通往反叛与虚无，许知远的道路同样通往反叛，但是没有灰烬，只有火，和火。
□（摘自林贤治《夜听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