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教育家张伯苓赴昆明西南联大时与师生职员合影。
“八年烽火起卢沟”，78年前的今天，“七七事变”的枪炮声中，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行动。自此中国进入了一段全民抗战的艰苦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不问专业，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
朱自清在七七事变前只知潜心于学问，过着一种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当芦沟桥事变枪声响起，朱自清迅速从国学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除了抵抗，已别无他途。有一天，他的一个弟子要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前来辞行。朱自清充满激情地对这位弟子说：“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
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牢记“天下兴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纷纷离开原来所学专业而改学军事，那些幸存者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则成为后来民族复兴的骨干。即便那些在抗战时期依然坚守在自己原来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当抗战爆发后，也基本将精力转移到抗战方面来。除奔赴前线外，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人辗转万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另一个领导核心。
奔赴前线和延安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老年知识分子限于条件和各种困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只能坚守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或随国民政府向大后方迁徙。特别是沿江沿海一带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他们不辞千辛万苦，为了保存一些“读书种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南，在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再如迁往内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而且作出了许多突出性的贡献。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广大华侨知识分子，他们面对日寇对桑梓的蹂躏，再也无法安心于自己的事业、学业，以不同方式时刻关注着祖国安危，纷纷建立各种爱国救亡团体，开展救亡活动，从物质、精神两个方面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贡献心智、力量。最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中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惜耽搁学业，中断商务，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相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而言，八年抗战无疑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相对于一个人生不过百年短暂旅途而言，八年抗战无疑犹如漫漫长夜。而且，当七七抗战爆发时，相当一部分知名知识分子人到中年，学有专长，事业有成。郭沫若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1928年受到蒋介石通缉而亡命日本。在日本十年间，郭沫若虽然过着“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生活，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牵挂着自己的祖国。而当中日交恶日甚一日，战争有可能随时全面爆发时，郭沫若毅然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事业，别妇抛雏潜离日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回国请战。
新儒家知识分子
当文化保守主义者面对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危险局面，理所当然更愿投身于民族自救洪流中。只是由于这批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处政治地位、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而他们的反应、心态虽大体一致，但也不可避免存在某些细微差别。先看被后人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
七七抗战前七八年，可以说梁漱溟一直埋头苦干，在河南、山东一带从事他所钟情的乡村建设事业，相继在河南辉县、山东邹平成立村治学院、乡村建设研究院。当七七事变发生后，当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抵抗后，梁漱溟迅速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的素来主张，果敢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付精力，好生应付”的鲜明主张，以为“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已经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显而易见，梁漱溟的主张已与先前明显不同，其爱国情怀、精神也确乎跃然纸上。
七七事变，是中国民族危机的顶点，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开始。更值得回味的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构，中国知识人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实际上都得益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最不可思议处。 □马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