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红江
又是一个周末，我琢磨着该回老家看看父母了，给他们带一些油糕、粽子，陪他们一起提前过端午节。
就在我盘算着该买什么东西、怎么坐车回去时，二哥来电话说母亲摔倒了，昏迷不醒。我感觉天塌下来了，火急火燎地往医院赶。母亲躺在抢救室的病床上，双目紧闭，身上连接着心电监护的各种导管，插着氧气，床沿外挂着尿袋。我用力去掐她手和脸上的肌肉却毫无反应，除过呼吸声外，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的任何声音，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大夫说母亲是颅内出血，应做开颅手术清除血肿，但考虑她年龄大、体质差、血压高，我们艰难地选择了保守治疗。
母亲在医院住了五天，一直在病床上昏迷了五天。我们兄妹五人轮流守候在病床前，为她翻身、擦拭身子、接屎倒尿，期盼母亲能醒过来的奇迹出现。前两天病情还算稳定，从第三天起，母亲开始发烧，且高烧不退，心率和血压不稳，忽高忽低，每天输液多达十几瓶。但无论医生有多么高超的回天之术，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走了，走得那么悄无声息，她对家人、连日夜守候在她身边的父亲都没顾得上说一句话，就这样静静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父母年逾古稀，双目昏花，步履蹒跚，我常常想着他们在世的时间有限，平日想方设法常回家，尽可能多陪陪他们。我也常常担心父母有个三长两短，每每一个电话就让我胆战心惊，特别是深夜的电话铃声让我的心常常悬到了嗓子眼。
没想到“五一”假日探望母亲竟是我和她最后一次团聚。那天，天气晴朗，母亲心情很好，我特意为她包了一顿韭菜鸡蛋饺子，她竟然吃了两碗半，直夸我做的饺子香。那晚，我留在母亲身边，陪她唠了半夜，直至母亲甜甜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我帮母亲清洗了床单和衣服，蒸了两笼馒头。午饭后，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帮母亲剪了发。看到母亲又厚又长的白发，我搬了把藤椅放到院子的核桃树下，扶母亲坐在藤椅上。沐着初夏的夕阳，我拿起母亲平日缝补衣服的剪刀，一下一下，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帮母亲把头发剪短剪薄，又仔仔细细地为母亲洗了发。母亲坐在椅子上，满脸笑容，她说这发一理满身轻松。我也陪着母亲开心地笑了。
夕阳西下，我踏上了返城的道路，母亲拄着拐杖蹒跚着将我送到村口，嘱咐我坐车要当心，注意安全。这也是母亲最后一次站在村口送我，以前我感觉母亲送我时叮嘱过于唠叨，甚至有点烦，如今这种唠叨没有了，我反倒不自在了，站在村口候车常有一种失落感。
“疾劳早夺慈母命，悲风难诉儿女情。”门框上洁白的挽联无声地诉说着伤痛。77岁的母亲就这样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和节俭家风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整理母亲的遗物，崭新的毛巾被、床单、被套、马甲被整齐地叠放在柜子里，一条手绢中包着几双贴着标签的袜子。母亲平日在家穿着朴素，有些衣服还打了补丁，我常劝她穿好些，母亲总笑着说：“我老了，穿也是浪费，再说咱农村土大柴草多，也穿不好。”说了多次，买的床单、被套母亲就是不用，她说要留给孙女做嫁妆。在柜子的五个不同角落，我看到了母亲留下来的钱，最大的面值一百，最小的仅一毛，有一沓是十元连号的，另一沓是五元连号的，还有两张1980版已停止发行的十元币，总共935.8元。以前母亲视力模糊，连钱都辨不清，为方便使用，我为她兑换了一些小面额的钱，可谁能想到，她竟没舍得花又留下来了。
按照习俗，在母亲去世后的“三七”那天，姐姐们特意来看“母亲”，给她带来了油糕、粽子、绿豆糕等端午节礼品，可母亲却永远地走了。我们将礼品献在母亲的遗像前，将剥开的粽子放在她的坟头，心中默默地祝福母亲：端午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