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病情加重，尘肺病患者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憋死”，这是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便回避也不等于没有问题。
生活难
自从6年前查出患有尘肺病，东坡煤矿50岁的刘西安就同矿上几个工友一起到铜川矿务局医院做了近两个月的理疗，效果不错，但他已经不能再下井了。回单位后，矿上安排他做安监员，工作轻松了，但收入也低了，儿子又没有工作，于是快50岁的妻子到西安打工，补贴家用。如今的他，烟是不敢再吸了，喝几杯酒胸也会闷，十斤米提上四楼就气喘。
作为国有企业正式矿工，刘西安的生活质量在患病后大幅降低，但比起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工患者，他是幸运的。
山阳县石佛寺等镇第一批查出尘肺病的患者健在的有2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28岁，平均年龄45岁。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但却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老小本指望这些人赚钱养家，但他们却要花钱看病，每年约2万元的后期治疗费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重压之下，有的家庭妻离子散，有的家庭孩子失学……
随着病情加重，每一位患者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杜进田沙哑的声音几乎说不清“连死都要遭罪”这样的话语。
维权难
午区石英砂厂倒闭关门了，老板也因尘肺病去世了，“找谁？”这是刘社贤临别时说的话，也是很多在这样的小企业打工后患病的人要面对的问题。桔园镇一位女镇长一脸无奈地表示，这些小企业在当年遍地开花，管理混乱，根本就没有环保和防护意识，大部分都没有给镇上缴纳过一分钱的税，企业现在关门了，留下了一大批尘肺病人。
调查中记者发现，庞大的尘肺病患者中，除了一部分是在省内企业工作过程中发病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外省发病。陕西是劳务输出大省，上世纪90年代，在山西矿井的数十万务工者中，陕籍矿工是主力，而主力中的主力来自陕南三市。在繁峙矿难以前的山西矿业“战国时代”，陕西矿工凭着吃苦和抱团，在与云贵籍矿工的争夺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了在山西金矿劳务领域的主导地位，多数充当较有技术含量的炮工或管理者。陕西籍工头在务工者金字塔中占据顶端地位，并转化为后来的矿老板。广佛镇下辖的原松河乡是2002年繁峙矿难之前繁峙第一包工头金国宗的家乡。业内人士回忆，当时繁峙县矿工总数达到三万多人，陕籍矿工超过一万人，而金国宗是这些矿工的总工头。繁峙矿难引发国家整顿之后，陕籍矿工流散四方，遍及山西、甘肃、河北的煤矿和金矿。金国宗带领矿工转战甘肃、陕西，使得广佛镇的另一部分尘肺病工人在本地矿井发病。2011、2012年，广佛镇有十几位村民先后死去，病因只有一个：尘肺病。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