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曾得到过许多国际友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他们中许多人以新闻记者的敏感笔触，真实公正地记录了中国发生的事件，传播正义的声音。有的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用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西兰人詹姆斯·门罗·贝特兰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支持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市一个牧师家庭。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获罗兹奖学金赞助，于1936年1月来到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英国《每日先驱报》、《泰晤士报》等多家报社的驻华特约记者。
进入燕京大学后，他对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充满同情，而与在燕大执教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相识和密切交往，则让他受益更多。斯诺引荐他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中国的名人，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更加客观的深刻认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和史沫特莱在西安用英语广播事变的真相。1937年5月，他到延安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和许多红军干部，毛泽东阐述了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也是当时国外很想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公正、客观的报道和有关著作，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报道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立即对西安进行了全面封锁，为了突破新闻封锁，张学良让东北军少壮派领袖之一的苗剑秋，找到埃德加·斯诺，请他到西安报道事变真相。而斯诺推荐贝特兰作为他的代表，前往并保护苗剑秋回西安。
在充满惊险和曲折的旅途中，曾是张学良心腹爱将的苗剑秋给贝特兰讲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全部故事，使他对导致发生西安事变的前因有了清晰的认识；而到达西安后的当晚，不顾旅途劳顿，贝特兰与直接参与事变策划和实施捉蒋行动的另外两位东北军少壮派领袖——张学良身边的少校参谋应德田和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进行了彻夜交谈，则使他了解了事变的发生经过直到目前的发展情况。他由此开始了在西安长达44天对事变的考察和采访。
西安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令贝特兰深受感染，他积极参加了到西安后的许多群众集会，发表演说，采访各界人士，表达自己对西安事变和群众救亡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并接受了西安各媒体对他的采访。当他在燕京大学的舍友，已经担任西安《解放日报》总编辑并负责西安对外宣传工作的张兆麟邀请他参加西安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时，他立刻答应下来。他针对外媒对西安事变的不实报道，结合自己在西安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采用英国国际广播电台BBC的新闻传播方式采写和播发稿件，很快引起了各方关注。
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是他把在西安的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考察研究，以最快的速度记述下来，这就是1937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危机（Crisis inChina）》。该书是最早也是唯一由外国人公正客观全面讲述和评介西安事变的专著。
投身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完成有关西安事变的写作后，贝特兰于1937年5月前往日本进行考察，于“七·七事变”爆发后立刻返回了北平，北平陷落后，他与埃德加·斯诺护送在北平西山医院治疗肺结核病、化名“李知凡太太”的邓颖超和几名共产党员干部回到陕北。此后不久，应毛泽东邀请，贝特兰作为第一位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新闻记者，于9月底来到延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对毛泽东等人进行过多次专访，这对英美等国在抗战初期更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政治、军事等政策和策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2月，贝特兰来到武汉，见证了中日空军的武汉大战，并把自己的全套旅行衣物，送给了即将前往华北的白求恩大夫。在与周恩来会面后，他手持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香港，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向他报告了八路军急需医药等援助的情况，并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办。然后作为宋庆龄和“保盟”的特使，他到美国和英国和菲律宾为中国抗战募集了大量医药等援助。返回香港后，他继续为“保盟”办会刊，担任负责对外宣传的秘书，并短期任英国驻华使馆的救济与新闻参赞，负责把英国援华物资从仰光沿滇缅公路运入中国。日军入侵香港时，他第一时间把情况报告给宋庆龄，并协助她和宋霭龄等及时离港，然后扛着机枪参加了保卫香港的战斗，在赤柱曾“至少射杀了一名日军军官”。战争失败被俘后，他在香港和日本东京的大森战俘营中各关押了两年左右，身心蒙受极大摧残。他亲眼目睹了东京遭到美国飞机报复性持续大轰炸后的惨状。后来他把在华经历包括在战俘营所受的磨难，写进了《战争阴影：一个新西兰人在远东1936—1946》一书中。 □牛玉林
1938年冬，萧克（左）和贝特兰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