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被江西萍乡警方刑拘。从公开资料判断，刘伟的涉案与之前“王林大师”报道有关。9月13日，王林的前妻张某也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江西警方刑拘。
刑事侦查的秘密性与公民知情权，阳光司法与防止泄密，是两组矛盾。在刑事办案中，保守国
家秘密与接受媒体监督，本应相辅相成。但记者履行职务过程中涉及“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问题，国家秘密与记者采访权的边界又在哪里？
首先，刑事办案过程中的“国家秘密”，应该限于“具体方案”，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妨害刑事诉讼进程的。
《保守国家秘密法》将国家秘密界定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即一旦泄露有社会危害性
就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来说，不是所有的案情都是“国家秘密”。按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关于《公安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公安机关打击、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的具体工作部署、行动方案”；“正在侦察、预审的刑事案件的具体方案、重要案情和侦察、预审工作情况”，属于国家秘密
请注意其中“具体方案、重要案情”的表述，即“国家秘密”应该是“具体”的，比如，要在哪里、派多少人抓捕嫌疑人；比如，破案的重要线索。因为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势必影响案件的侦破，也就构成了《保守国家秘密法》明确的“一旦泄露，造成损害”的国家秘密认定标准
那么，刘伟涉嫌的“国家秘密”是什么？是否符合前述的“具体方案”“造成损害”的范畴？要知道，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等等，是《刑事诉讼法》明确应该通知家属的情形，这不能属于“国家秘密”。
其次，“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与“知晓”了国家秘密，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必须是“故意犯罪”。
这次记者刘伟涉嫌的罪名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按“罪刑法定”原则，只有通过“窃取”、“刺探”、“收买方法”这三种手段非法获得国家秘密，才能构成此罪。也就是说，只有刘伟实施了“窃取”、“刺探”、“收买方法”行为，积极探知、攫取国家秘密，才可能构成此罪。
如果仅仅是警察向记者披露的案情涉及“国家秘密”，而不是记者处心积虑刺探、收买的结果，则只能定警察的泄密，而不能定记者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第三，“国家秘密”资料应该有明确标志；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秘密”标志，让传播者、传阅人无从得知文件的性质，则不应该构成犯罪。
第一，作为记者的刘伟，并不是公安机关内部人员，他没有特定的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第二，刘伟被指控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罪行是，他复制、传播了王林案（或者叫邹勇被害案）的相关司法文书、资料，那么，这些资料上有没有标明是“国家秘密”？如果没有，刘伟无从知晓这些资料涉密，应不构成犯罪。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过：“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案件，有多少需要保密的？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特例。刑事办案中的“国家秘密”应该主要限于“具体方案”“重大案情”，一旦泄露就会造成严重损害。不能用“国家秘密”为司法不透明打掩护，否则所谓“国家秘密”会成为记者头上的“紧箍咒”。 □沈克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