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处理…

永不言败

——怀念严志忠同志

2023年09月08日

□王谦

严志忠,笔名严野,成阳市乾县杨洪人,1934年10月出生。解放前在乾县中学参与闹学潮,解放后先在乾县团委工作,50年代在团省委《陕西青年报》任记者、编辑。57年因长篇小说《报社的早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延安劳动改造。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回西安,先后任《陕西科技报》总编、社长,兼任《科学视野》、《新浪潮》、《大西北》、《家庭报》社长。离休后担任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等职。著有中篇小说《眼前花》、《辐射冲击波》、科学小说《长寿奥秘访问记》、《丢失的眼睛》、《绿色的烟雾》、中篇小说集《从头转》等,出版文学作品上百万字。

过完国庆长假一上班,听报社办公室杨三运说,严社长走了!真的假的?杨从桌上拿起一个绿色的小本子,上写“火化证”。我打开一看,果然是他走了,我的双眼逐渐模糊,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1986年11月,我26岁,参加了陕西科技报的招聘考试,面对500多名竞争者,我不报什么希望,然而第一榜公布时我是前4名。面试时有一个黑瘦的小个子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要当记者?这个问题看似平淡实际刁钻,让一贯口齿流利的我不禁有些口吃。怎么回答的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评委们个个高深莫测,只有这个黑老头有些许欣赏似的点头。不几天,我被第一个正式录用。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黑瘦的老师叫严志忠,他就是陕西科技报的社长。

那一年,严社长52岁。很不幸,他正处在一场人生危机中。只见他老是坐着小车出去,不是去政府,就是去法院,表情庄重,行色匆匆;回来后,也是窝在办公室与人忙着谈话,老有律师跟前跟后。据说是他惹下了一个“百万大案”,各路债主已法院相见,忙得他四处灭火,不可开交。有一次在去河南南阳的路上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了十几天才活下来。

案子说起来简单,但很冤枉。那时全国各地机关单位都在兴办企业搞创收。全国各省科技报都纷纷成立了中国科技报信息中心某某站,陕西科技报也成立了陕西站,进行独立经营。1985年陕西站从省内外几家单位筹资100万元,从某军工单位仓库买下了一批机器设备,设想转手之后如何赚钱。但未出手之前就被当地工商部门查处了,管理部门认为这些崭新的设备是报废物资,只能按废品处理。转眼之间,一百万元灰飞烟灭,而所有债主单位都有陕西站打的借条。后经法院审理,认定虽然借条是陕西站打的,但陕西站无力偿还,那就须由它的上级单位来还,也就是得由它的主管上级陕西科技报来偿还了。这官司扯了几年的皮,最终从报社账上划走部分钱款,其余的用小轿车、新闻纸等物资抵了借款,总算了结了一场公案。

这个案子,虽然使报社的经济受了很大损失,但大部分同志能理解,认为严社长是为了把单位搞好而上当受骗的。

记得那几年严社长还兼着陕西省妇联《家庭报》的总编,每周都去《家庭报》签发报纸。听说省妇联多次要正式调他,而他因“百万大案”而没有抽身而去,用瘦弱单薄的肩膀承担了法人代表的责任。

案子虽然了结,报社却陷入经营困难时期。严社长又由主要负责案子回到了抓报社全盘,由总编负责制回到社长负责制。

1991年,在严社长主持下,报社出台了一项政策,即报社职工如果谁能在一年内完成10万元经济任务,报社将拿出到账资金的一半买房奖励该职工。按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报社的版面资源及人员构成,大家都望而却步,没人把这个文件当回事。而我却初生牛犊不怕虎,冲着报社的红印和严社长的人品,不遗余力地努力了,到年底一结账,我完成了创收12万余元,超过了奖励标准。

这时报社有同志认为,年初标准定低了,不应该兑现。

严社长在全员大会上说:“谁认为低了,谁明年完成,报社一样兑现。现在,就是一滩屎,报社也得吃了,绝不食言!”

不出两月报社兑现了诺言,在西安高新区花6万元买了一套商品房,并把钥匙交到我手中。那时的6万元可是天文数字,当时买商品房比现在买别墅还轰动,这事在陕西新闻圈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严社长的领导下,报社一手抓办报,一手抓经营,为改革开放初期极力需求实用科技的农民送去了新鲜实用的科学技术,报社的日子也逐渐好起来,一度报纸发行量达十多万份。

那时每年春节报社都会搞个联欢会,有时会在报社的门厅放个录音机伴奏,大家歌舞一番。严社长会头梳得很光,西服领带,皮鞋眼镜,一派绅士风度,三步、四步、华尔兹等花样繁多,跳得非常投入。

最有意思的是,他经常与年轻人一起上街吃午饭。大家认为他工资高,老叫他请客,有时故意让他买啤酒,他会叫老板端上面汤,以后大家就开玩笑把面汤叫“乾县杨洪啤酒”。其实他一生最喜欢的是酸汤面和馍夹辣子。可见他生活的俭朴和平易近人。

他还懂中医,业余常为熟人号脉开方子,我媳妇生下小孩后一度没奶,严社长还给开了方子,效果良好。

他在报社倡导民主管理,每年年底向大家公布账目,收支情况一目了然,他把这叫“亮盘子”。

在报社最难管的也许是劳动纪律。每个人都有迟到早退的合适理由,外出采访呀,晚上加班呀,突发事件呀,约见作者呀等等,而严社长只一句“入必报,出必告”就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他任社长时期也许是报社劳动纪律执行最好的时期。

离休后,严社长发挥余热到陇海兰新企业家联谊会任会长,依然不辞辛苦早出晚归,介绍信息、牵线搭桥,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另外,他常年坚持写书法,义务为街坊写春联,尤其是他的猴寿写得出神入化,深得专家好评和群众喜爱,我有幸得到一幅他的字,珍藏至今。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不顾年老体弱,耳背眼花坚持文学创作,写出了《眼前花》、《从头转》等文学作品,很有冲击力,有的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真实地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记得他在第一次送我作品时说:“王谦,你的文笔很不错,希望你能超过我!”而我却多年浮躁度日,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一事无成,给老领导交了白卷,愧对了他的期望。

2005年,我挑头拍一个电视短剧,万事俱备,但苦于在市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房子当内景。知道严社长在火车站附近住着,憋了几天才开口向严社长说借用,没想到严社长一口答应。让剧组在他家折腾了两天,他还高兴地客串了一下群众演员。可是后来片子未通过审批,我损失几千元,也就没有再坚持了。严社长问我几次,我多次敷衍,最后我如实说不干了,兴趣转移了。他摇着头说:“哎!你应该有永不言败的精神”。

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严志忠的确集三立于一身。他的人品、官品、书品、棋品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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