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翟西滨
“单调枯燥”是我当年插队时的真实写照。
一天三晌，下地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遇到天雨不出工或到了晚间，村中别无好去处。加之，我们同屋住着的男知青都不爱串门，各自床边一坐，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百无聊赖，寂寞难耐。那时，大队部架着一个高音喇叭，一是，大队干部传达上级指示，或安排当下农活，或通知个具体事；二是，每晚收工后，高音喇叭会收听中央电台的新闻或文艺节目，这是我最为关切、欢心的一个时段，有时会马不停蹄赶往大队部，近距离收听，大队部一般也就转播半个多小时，怕影响大家夜间休息，立马关闭大喇叭。顿时，漆黑的村落，又恢复了一片安谧和宁静。
1976年夏季，我狠下心来，在咸阳城花27元钱买了一部上海产的“佳音”牌半导体收音机，体积比算盘小，黑白相间的塑料壳，内装三节5号干电池，那可是当年母亲几乎一个月的工资。拿在手上，我如获至宝，别提心里多爽。
我是小队第一个拥有收音机的知青，在社员眼里那可是贵重的“大物件”，时尚又新潮。那会儿，只要收工回到宿舍，我第一件事就是拧开收音机，同室知青忙着烧火做饭，会时不时提醒把音量放最大，尽情享乐。说来也怪，每到晚上，不少社员会主动来我们宿舍谝闲传，其实多半是来收听秦腔戏的，不大的宿舍，热闹非凡，其乐融融。我的邻居是个戏迷，几乎天天光顾。有时夜深了，人困马乏，迷迷瞪瞪，他还是不想走，非逼着我下逐客令。
真的，自从拥有了收音机，我少了寂寞，多了快乐。每当独自看庄稼、看柿园或浇地巡渠，我都会肩挎一个黄书包，将收音机随身携带，人不离机，机不离人，边走边听，十分惬意。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领导人相继与世长辞；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消息等等，这些国家大事皆是我从收音机里，第一时间获悉的，可谓悲喜交加。也正是那时候，我明显感到，政治运动少了。用大队干部的话说：“拿起锄头种好田，一心一意搞生产。”第二年，我小队夏粮破天荒收获十万斤小麦，人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实不相瞒，插队期间，收音机成了我的“宝物”。我曾用笨拙的笔写出一首小诗《收音机》，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却：“啊！收音机，我的伴侣；红灯闪起，传来话语；聆听心曲，放大音级；忧伤孤寂，一扫而去；洗涤心绪，开启欢喜；人生寻觅，找回自己；冷也爱你，热也爱你；苦也恋你，甜也恋你……”
配图 桂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