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作者按：杨尚坤曾任耀县县委书记，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几年了。他虽然撒手人寰，但却活在不少耀县百姓的心中，也活在我的心中。十几年来，我一直想用笔记录他人生的点点滴滴，却因为想写的内容太多而变得无处下手。而今，我打算写一则长文，以对他进行多侧面的描述。本文仅为整个长文的一部分，其他的则陆续写出并贴出。杨尚坤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遗产，甚至生活得寒碜而贫穷，但一个人活到了让千万人敬仰的程度，也算得上人生的一大成功。
1
我要写的人物叫杨尚坤，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的名字读音相同，只一字之别。
第一次见到杨尚坤，是在陕西耀县中学的会议室里。那是1987年，我正站立在这所中学的讲台上，给高中学生讲授语文。某一天，校长把全体教职工召集到一个会议室，宣称县长杨尚坤要来看望大家。校长话音刚落，杨尚坤就独自一人走了进来。他没有带秘书，也没有那种经常能够目睹到的前呼后拥。会议室没有主席台，他就很随意地坐在一把长条木椅上，取下夹在腋窝的黑皮包，把它放到面前的条形桌子上。
教师们围着条形桌而坐，大家都在盯着他看，我自然也不例外。他大概四十六七岁，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不胖不瘦，但脸似乎有点儿肿胀。他的眼睛有着显著的特征：一只眼睛迥然豁亮，另一只眼睛却半睁半闭，模糊成一团——后来我才知道，他害过眼疾，导致右眼几近失明。
没有太多的客套话，他很快就进入了主题。他讲话没有拿底稿，侃侃而谈，但仔细聆听，却发现他之所讲，非常有条理，非常有逻辑性。他在讲教育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意义，他在讲自己如何如何对教师充满敬意，当然也讲到了自己也曾为教师中的一员。他语调诚恳，没有虚话和套话，句句都像铁锤砸在铁砧那么结实。他每讲三四分钟，都会被掌声打断。教师们宛若过节一般，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没有人暗示或引领他们鼓掌，但他们，包括我自己，个个都恨不能把巴掌拍烂。一个小时的讲话，却有二三十次掌声，而且掌声都是自发的，这在我迄今四十余年的人生遭遇里，绝无仅有。
杨尚坤离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校园里热议的中心话题。大家本来已经耳闻耀县来了一位不错的县长，亲眼目睹，自然名不虚传。有好事者多方打探，搞清了他的来历，让我窥探到了他背后近乎黑色幽默的人生传奇。他出生于宜君县（曾归延安管辖，后划拨铜川）；原为一教师，因写文章有犯上言论，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因群众威望高，被提拔为宜君县教育局副局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度也摸索着进行选举，且是差额选举，他被组织安排，做县长候选人的陪衬。以中国的国情，差额选举其实与等额选举无异，只是多了一个陪衬人。陪衬人如同聋子的耳朵，只是一个摆设。但杨尚坤这个聋子的耳朵，却被弄巧成拙，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耳朵。也就是说，选举的结果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陪衬人被选上了，而内定的县长却被选掉了。
但杨尚坤并没有做宜君县的县长，而是被组织调配，当了铜川市农业局局长。铜川农业局的人，一说起他，个个都感慨连连，个个都在竖大拇指。我一位朋友的妹妹因车祸受伤，肇事车辆为杨尚坤下属单位所拥有。朋友一讲起杨尚坤处理这起事件的经过，激动不已。他说杨尚坤不但痛快足额地支付了伤者的医疗费用，而且三次去他那偏僻的山村，看望他的老父亲。除了给他的老父亲送上各种营养品之外，还一个劲儿弯腰低头，向他的老父亲诚恳道歉。
说来有点儿好笑。我第二次见到杨尚坤，却是去向他告状——现在想起来当然觉得幼稚得好笑——在学校里，我自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于是在一个老师的建议下，去政府大楼找杨县长。给我出主意的老师说，杨县长很正直，且爱打抱不平，许多农民遭受了盘剥和羞辱，若找到他，他都拍案而起，立刻唤来基层官员问责。
有这样的传闻给我撑腰，我才敢朝县政府大楼走去。杨尚坤的办公室就在三楼的入口处，门正对着楼梯——这当然也打破了惯例。一般是级别越高的领导的办公室越靠里，但他却执意要选择楼梯口的办公室作为自己的办公室，据说就是让群众找他更方便——走到三楼楼梯的拐角处，我看见杨尚坤的房门大开着，屋里屋外都站着人。刚刚是下午上班时间，似乎有什么事情让他不满意，因此他显得有点儿恼怒。听他和别人交谈，似乎是在联系车辆，我意识到他马上要下乡去。我慌忙走到他跟前，自报家门，但他却没有耐心听我详细叙说。他表情沉郁，摆着手，让我去找主管教育的副县长。
我从他的门里出来，心情极度低落。别人为他编织的光环，曾经在我的心里闪耀。可自从见了他之后，那道光环，一下子就黯然熄灭。
2
第三次和他建立联系之时，我和他的工作场地都有所变化。他继续走高，从县长升为县委书记；我却从县城之内沦落于县城之外，在位于乡村某面坡半山腰的县委党校落脚。
某一天，党校校长跑来叮咛我，让我某日一定一定不要离开党校，因为他接到了县委书记杨尚坤专门打来的电话：杨尚坤书记要专程来党校看望我。
我心淡然漠然，对校长传递的消息，既没有诚惶诚恐，也没有受宠若惊，一点儿都不在乎。但校长却似热锅上的蚂蚁，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他脸上的肌肉扭曲着，让人分辨不出他是在哭还是在笑。平日里见了我头颅高昂的校长，忽然就一脸谄媚，他放纵喉咙颂扬起了我，把我吹捧得仿佛战国时期的屈原，民国时期的鲁迅。
我当然知道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为什么要专程拜访一位平凡的教师——这无疑与《陕西日报》的一篇报道有关。《陕西日报》刊登的题为《山村里来的年轻人》的文章，被杨尚坤看到，他便有了见一见文中主人公的想法。主人公呢，不是别人，正是我。
那天的杨尚坤，带了一队人马来党校，其中有县组织部长、县人事局长、县宣传部部长等。十几个人，把校长的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走进校长的房间，就像电视里播放的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那样，我与杨尚坤，分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交谈，其他人则围拢在四周，都在冲着我们很甜蜜地微笑。
杨尚坤简略地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比如写过什么，发表过些什么，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等等。其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被他重复了好几遍：你想不想为耀县人民出点力？我告诉杨尚坤，我是吃着耀县的饭、喝着耀县的水、呼吸着耀县的空气长大的，尽管我有时候在冲着它发牢骚，但爱之切切，才恨之切切，骨子里，我却在深爱着这片土地，我当然愿意为它抛洒自己的热血。
一番交谈之后，杨尚坤就打算告辞。在院子里，他故意落在一群人的后面，肩并肩地和我走在一起。在没有别人，仅有我俩的情况下，他又把刚才说过的话反复了两遍：你仔细想一想，看能不能为耀县人民出点力？
就在我与他道别之际，他握着我的手，说今天人太多，有些话不好当众讲，于是叮嘱我什么时候去他的办公室，他要单独而深入地与我聊一聊。
我全然不知道，杨尚坤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我以为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不过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客套话——多少人在酒桌上抱着你喊兄弟，拍着胸脯要给你办这事办那事，可第二天在路上相逢，他却装作不认识你——于是可以想象，我把一个县委书记的话，竟然当成了耳旁风。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脚都没有跨进县委的门槛。但杨书记的疑惑，却通过不同人的嘴巴，屡屡飘进我的耳孔。那些传话的朋友或熟人告诉我，杨书记为我不去他那里颇为纳闷，他思忖自己是否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导致了我对他有意见。我感到事态有点儿严重，于是选择了一个日子，去县委的办公室找他。
杨尚坤的办公室位于县委院子最里面的那栋小楼上，很普通，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没有区别。我见了他，没有掏烟敬他，也没有用浮夸的语言恭维他。倒是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他面前的沙发上，望着他亲和的面孔，听着他诚挚的言语，我感觉他更像故乡村庄里的某一个叔叔或伯伯。他感慨古耀州的人杰地灵，涌现出孙思邈、柳公权、范宽等众多宗师，但现在却呈现着文化的荒芜。人才在哪里？他一遍遍地发问，似乎在问我，又似乎在问他自己。文化的沃土上长不出新苗，如何面对先祖，如何不愧对这片土地？作为一个外地人，仅仅来耀县为官，但耀县文化的衰落，却让他焦虑不堪。他紧皱的眉宇间，刻满了“痛心疾首”几个字。
杨尚坤在耀县为官，众人皆知他对教育、卫生与文化的重视。文化上，他盖起了全省县城罕有的壮观的文化大楼。但就是这栋楼，因为其建设的本意遭到歪曲，使他颇为伤感。他建楼的初衷，是要在楼里培植文化，培养人才，而今它却成了赚钱的舞厅。跳舞不是文化，只是娱乐，文化与娱乐有着根本的区别。对文化，杨尚坤有着自己特别清醒的认识与理解。
杨尚坤之所以召唤我，以至于后来关照我，完全是因为他踏破铁鞋苦苦寻觅，终于发现了一个有着写作潜力的苗子。他不肯让这棵苗子中途枯萎，他不肯让这棵苗子永远匍匐在地。
当然，我很快理解了他重复了又重复的那句话的含义。他询问我能不能为耀县人民出点力，弦外之音是，他要发挥我的作用，让我除了自己写作，更要肩负起为更多写作者提供辅导的责任。我告诉他，演员没有舞台，其演技再好，也都会淹没在观众之中。我不图官，不图权，但得有一个施展拳脚的空间。
对于我，杨尚坤心里其实早已有了规划，他为我设计了两条路：一是去文化局当副局长，一是到宣传部做通讯员。到宣传部做通讯员，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宣传部长的意思——我在党校的讲课赢得一片喝彩，那些来自各个单位的学员个个都成了鼓吹我的喇叭。那些学员，不是某局局长副局长，就是某乡镇的乡长书记，他们一方面在极度夸张地渲染着我的才华，一方面在为我凤凰落到鸡架上而打抱不平。他们纷纷叹息我这头老虎却被关在了牛圈里，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地开掘和利用。如此，既是我本人的损失，更是耀县的损失。其中，有五六个学员曾向宣传部长推荐过我，向部长渲染了我的文笔如何如何了不得，宣传部长的心因此被烧热，于是他一趟趟去向杨尚坤要人，请求杨尚坤高抬贵手，把我调往宣传部。可惜的是，这些学员没搞明白，同样是操笔写作，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是两条平行延伸的轨道，难以并拢与对接。
1990年5月杨尚坤在耀县第十二届人代会上作报告
在文化局副局长和宣传部通讯干事之间，我选择了做通讯干事。我之所以如此选择，在于我曾从耀县中学调出时，首选的去向就是文化馆。尽管调动了各种力量，尽管浪费了各种人情，但文化馆的大门却怎么也叩不开，它依然紧紧地向我关闭。去党校，是无奈中的无奈。如今，去给一个曾令自己不愉快的权术玩家当副手，心理的别扭很容易演变成工作中的磕绊。况且，在县城建局当局长的岳父，极力反对我去文化局，他深谙官场的游戏套路，很担心我成为一个老谋深算者的盘中餐。
杨尚坤接受了我的意见。他说他将来要给宣传部授权，让宣传部担当起全县文学创作的辅导之责，而我先去搞新闻报道，等得到了授权，就专抓全县的文学创作。
我很快成了宣传部里的一员。刚到宣传部，杨尚坤专门和部长打了招呼，让他不要像要求别人那样要求我，尤其强调不要让我循规蹈矩地坐班。他说我也许晚上在熬夜，早上在睡觉，只要没有特别的事，就不要打扰我；部里若有什么材料要写，可以给我安排，但我可以在家里完成——这些都是部长告诉我的。部长当然得听命于县委书记，但他给我讲起这些的时候，语调里却蕴涵着隐隐的抱怨：大掌柜的（部长一贯称呼杨尚坤为大掌柜的）说得轻松，可部里就这么几个人，八方拉扯，人手不够用，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我在宣传部呆了一年五个月。两次计划生育下乡，一次三个月，一次两个月。被《铜川日报》抽去当编辑三个月；被人大呼唤去搞选举三个月；到北京学习四个月。也就是说，既没有在家里坐住过，也没有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坐住过。杨尚坤的一片苦心，化为了云烟。
去北京学习，得到了杨尚坤的鼎立支持。在学习期间，我向他写了一封长信，既向他表达了感谢之意，又谈了自己在县委沦为当差者的郁闷，当然也提出了自己对耀县文化建设的构想：能不能成立耀县文联？
从北京一回来，部长就对我说：大掌柜的来宣传部好几次了，一再问你回来没有？大掌柜的让你一回来，立刻就去找他。
我当天就去了杨尚坤的办公室。杨尚坤说他对我信中提出的建议很重视，考虑了很久，只是不清楚县上这一级，可不可以成立文联？我拿出我在北京学习的通讯录，一页页地翻着让他看。通讯录里，明白无误地记载着各个学员的来历，他们很多人就在县文联供职。杨尚坤很高兴，说别的县能成立文联，耀县更应该成立文联，因为耀县自古就文化底蕴深厚。
后来有一天，我在县委院子的路上与杨尚坤相遇，他告诉我，成立文联已经摆上县领导们的桌案，他和县长、县人大主任等私下里都交换过意见，大家都同意成立；元旦之前，县常委会就研究决定这件事情。杨尚坤让我从心理上做好当文联主席的准备，最好拿出一整套文联工作的实施细则。
当时是十月中旬，可就在十一月，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杨尚坤被调走，他要前往市上做市统战部部长，并兼任市政协副主席。耀县是铜川分量最重的一个县，不论哪方面，都走在铜川各区县的前端，可就是这样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论口碑与业绩都不错的官员，却几乎被空挂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把杨尚坤与市委书记的吵架往一起联想。杨尚坤说他某一日发了脾气，指责市委书记太官僚，不懂得民间疾苦。他几乎拍起了市委书记的桌子，质问市委书记坐在空调房子里享受着冬暖夏凉，可曾知道耀县照金山区的许多老百姓大冬天躺在光席上没被子盖？
杨尚坤离开了耀县，成立文联之事，自然就化为了泡影。
3
我和杨尚坤的点点滴滴，可能会让很多人如此猜测：杨尚坤对你如此关照，难怪你要写文追忆他。我可以告诉阅读我文章的朋友，帮助过我的人，数都数不清。对这些伸手援助我的人，我都心存感激，但并非每个人，我都能从骨子里对他滋生出一种发自肺腑的尊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全国刚刚兴起吃甲鱼热。每条甲鱼在高档饭店的标价是五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千元——这个时候，就有身处官场的朋友，为了向我示好，便不畏昂贵，出手阔绰地请我吃它。说实话，当我知道了甲鱼的价格，我捉筷子的手就开始颤抖。吃完它，我心里没有任何荣耀之感，反而感到很伤悲。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想起了天下无数个匍匐在土地上如我父亲一样的父亲：他们的手上打着血泡，面色饥黄，劳作多少年，其收获才能与一条甲鱼的价值持平？
同样是吃饭，我在杨尚坤的家里吃过十几顿饭。并不是我嘴谗，蹭吃蹭喝，而是因于不同的理由，不吃不行。个别时候，我到他家里给他送材料，恰逢中午开饭，除了杨尚坤极力挽留外，他的妻子甚至动手拽住了我的胳臂。更多的时候，则是他女儿的女婿受岳父的委派，骑自行车追到我家，呼唤我去他岳父那里。来了省城的文化人，或者来了省城的记者，总之，只要来了与文字有关的人员，杨尚坤都会叫我来作陪。杨尚坤从不在饭店请人吃一顿饭，别人也休想在饭店里请他吃一回。他就餐，永远围着自家院子里的那个小石桌。外地来了人，他总是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在那个小石桌上犒劳他们。
我在这里列出一个县委书记家就餐的菜单，可能导致很多朋友不相信，但我要告诉心里有所疑惑的朋友：不论你是否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任何虚构。杨尚坤家的餐桌上，唱主角的有两道菜：一盘咸菜，一盘土豆丝。来客人了，两道菜才有可能丰富成三道菜或四道菜，而新增加的两道菜，要么是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要么是一个炒豆芽。
有那么两三次，我和外地的客人已经在石桌旁就坐，杨尚坤迟迟不能前来——他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我在后面将对此进行叙说——等他坐到桌旁，瞪着眼睛看清楚了桌上的那两样菜，面色不悦，轻声责怪起妻子来：来了客人也不知道加几道菜，老是咸菜咸菜？妻子不声不吭，转身回到灶房，不一会儿，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就端上了桌案。西红柿炒鸡蛋，在他的家里，担当着名贵菜肴的角色。
很多次的中午，我陪客人坐在院子的石桌上吃饭，而杨尚坤却缺席着。他缺席的原因有两个：要么卧在床上打吊针，要么与来访的群众攀谈着，或者合二为一，坐在沙发上，一只手上插着针头，另一只手拽着一支笔，在歪歪斜斜地记录着群众的倾诉。但下午两点上班，他一点五十会准时出现在县委大院。吊针没打完，就先拔了针头，等晚上下班后接着再打。
杨尚坤的办公室，或者他家的大门，总是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找他，都不会被他拒之门外。他家门外的小巷里，一到下班时间，就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自行车、架子车、三轮车等等。那些衣着粗糙的工人，那些满身泥土的农民，那些遭受各种各样委屈的老百姓，常常在他家的大门里出出进进，在他家的院子里哭哭啼啼。时间久了，全县的人都耳闻杨尚坤如何如何亲民，那些原来还犹豫不前的胆怯之人，都鼓足勇气，纷至沓来。于是，他的家常常处于饱和状态，而他也就没有了片刻的宁静与休憩。他妻子对我讲过杨尚坤对她的要求何等苛刻：不能冷落任何一个找上家门的百姓；越是穿得烂的人，越要对他热情。杨尚坤如此劝慰自己苦不堪言的妻子：老百姓如果不是无奈，谁会跑那么远的路来找县委书记呀？他们到咱家里来，心里本来就紧张，就忐忑不安，咱如果给人家一张冷脸，人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老百姓纳粮交税养官，不是让官当老爷的，是让官给他们解决难题的。
于是可以想见，任何一个人踏进他的家门，如果他不在，他的妻子都会让座倒茶。他如果在，立刻就会被人围拢住。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有反映自己失业家庭生活困难的，有反映土地被村干部霸占的，有反映打官司遭遇不公正判决的，还有的因为牛被小偷偷走而哭鼻子抹泪的等等。
听老百姓反映意见和问题，他习惯于用笔一条一条地记在自己的本子上。需要协调解决的，他告诉申诉者何时再来找他；有些能当场解决的，他抓起电话就给有关部门的领导打，让他们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或他的家里来。他对老百姓永远和蔼可亲，但对官员却异常严厉。老百姓遭受了欺侮，仿佛受害者就是他杨尚坤，他的脸色都会变得青紫。见到那些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下属官员，冲着他们，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厉声呵斥，责令他们不但要迅速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而且要写出深刻的检讨。
我岳父是公路工程师，搞了半辈子工程，四十五六岁时，因为一阵子刮起重用知识分子的旋风，他因此而被提拔，成为官员中的一员。在杨尚坤主政耀县时期，岳父是县城建局局长。岳父告诉我，他这个城建局局长很难当，因为经常承受着杨尚坤的训斥，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杨尚坤对街道的卫生异常重视，曾经的耀县街道，明净如洗，连一个瓜子皮都难以寻觅得到。但若有不自觉的市民往街道里抛扔了些许的垃圾，这些垃圾没有被环卫人员及时发现并清理，一旦被杨尚坤知道，等待我岳父的，就是一场逃不掉的责骂……在杨尚坤那里，岳父挨了不少骂，但他最敬重的领导却不是别人，而是杨尚坤。岳父经常给我讲的一句话是：杨尚坤是一个有人格的人。有人格，算得上岳父对人最高的评价了。
4
杨尚坤住在县上为县级领导修建的住宅里，一直没有搬离过。那是一排连体楼房，坐北面南，楼高二层，被分割成五个独家小院。从外往里数第二户，就是杨尚坤的家。那栋楼，在那个年月，显得相当不错，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它，它却无比寒酸。墙面上没有贴瓷片，裸露的砖墙灰暗陈旧。杨尚坤住的房子，楼上两间半，楼下两间半。一间房与一间房相互独立，不是现在所谓的单元式。
一楼拐角最大的那间房，住着他和自己的妻子。房子里没有任何装修，涂料粉刷的墙壁，水泥抹平的地面。房子的后半部分支着一张大床；床上铺一张粗布床单。前半部分，则是会客之所，一张办公桌临窗而立，一个老式卧柜倚墙而站。家里的摆设，实在简陋，惟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和那个面包一般肿胀而笨重的沙发。当然，院子的水龙头旁，还站立着一台单缸洗衣机。家里连一台电扇也没有，酷暑天走进他家，就像走进一座烤箱。杨尚坤夫妇若看到客人燥热难耐，就会拿一把扇子递到客人手里。
也许有人会认为杨尚坤在做秀，但我知道，他不是那种善于演戏的人。他的本性决定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地真实自然。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只有大女儿有工作。全家的花销，主要依赖于他和妻子的死工资。他不会接受他人一分钱的贿赂，更不会把权力转化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日子过得紧巴巴，一点儿也不奇怪。 （下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