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地读者印象中，提起《明报》首先想到金庸，《明报》为金庸一手创办，他的《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名作都是在《明报》连载发表，成就了《明报》巨大的发行量，内地读者也多是因为武侠小说才知道《明报》这张报纸。
但是，《明报》不是一张小说报，而是持续了民国文人办报传统的报纸，这与金庸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金庸进入报界，是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岁末，担任《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大公报》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大公报》，开始了创立《明报》的独立报人生涯。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明报》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另一位创始人沈宝新决定将《明报》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大公报》理念与架构，照搬到《明报》来。
民国时代的《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则是《大公报》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报》，但在《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
金庸创办《明报》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大公报》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明报》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明报》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自1992年起，《明报》已很难称为“金庸的《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明报》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杨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