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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专题之三

2023年09月12日

谁是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第一人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幅中国革命的壮丽画卷,是一部人类精神的不朽诗篇,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正因为如此,国内外许多作家记者,不惜笔墨讲述和描写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纽约时报》原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其特殊的身份,生动地介绍了长征,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所熟知,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多数人却不知道,最早比较系统准确地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成功地打通了世界人民通往红色中国的大门。

艰苦转战,见证长征

1934年10月18日,陈云随红5军团从江西兴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5军团担负着为中央红军殿后的艰巨任务。在湘江战役中,部队被打散,损失惨重,特别是红34师几乎全军覆没。陈云和红5军团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部队突破千难万险,紧紧跟随中央红军,艰苦转战,到达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见证了我党历史上这一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会后,他起草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还向军委纵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1935年5月31日,陈云随军委纵队渡过大渡河,到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据陈云回忆,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身处险境,心系长征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出发,经雅安、成都、重庆,于7月下旬到达上海,开始着手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但由于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恢复党组织工作一时难以展开。

虽身处险境,陈云仍然在努力工作。到达上海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根据自己参加长征的亲身经历着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迫于当时的特殊环境,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军医之口,向世人完整讲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突围西征后,直至四川理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这一段历时8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的长征历史。

《随军西行见闻录》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兵临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英雄壮举和艰难历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不久,中共中央便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5年8月下旬,为使共产国际了解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陈云决定亲自去苏联作详细汇报。

9月,陈云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新情况和中共领导人有了详细了解。之后,陈云化名“史平”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最终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

出版《见闻》,宣传长征

1936年3月,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连载了这篇纪实报告。同年7月,莫斯科出版了同名单行本。正是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及红军的长征开始名扬天下。

1937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传入国内,最早收录在王福明编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当中。随后,国内多家出版社都发行了不同版本,如明月出版社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把书名改为《长征两面写》,民生出版社和陕甘人民出版社则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为名出版了单行本。

新中国成立后,这篇纪实报告多次被各种研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刊摘录和转载,但人们始终不知道作者“廉臣”是陈云。

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首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这篇纪实报告。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并发行了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

如今,这篇最早向西方世界讲述长征的著作,仍然是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陈云也因此成为向西方介绍长征的第一位中国人。 □刘子君 马艺 陈连鑫

黄镇:长征中的红色漫画家

这是黄镇画的展现红军过湘江的漫画

新华社发

黄镇同志是我国著名外交家,先后担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但周恩来却称他是“红色漫画家”。原来,在长征路上,他一路走一路画,用土制画笔画了上百幅漫画,成为用绘画记载长征的第一人。

黄镇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边远农村。1927年冬,他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回家办学,后参加军阀部队九十四旅任旅政训员。1931年11月,他参加“宁都暴动”,正式加入红军。他1932年入党,后来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文化娱乐科科长。

长征开始后,黄镇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和邓小平、陆定一等在一个锅里吃饭。邓小平见他衣服单薄,还送给他一条毛毯。黄镇随身携带的布书包里,装着几支用麻扎起来的画笔,另有大大小小的杂色纸。这些纸有的是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有的是打土豪得来的,也有别人送的,还有老百姓写春联的大红纸、祭神祭祖的黄表纸等。

一路上,黄镇见了景物就要画。那个布书包雨打即湿、日晒又干,夜里行军露营也沾满了露水,里面的画时湿时干,因而纸张折皱、画面模糊。当时,黄镇十分羡慕战友王幼平身上背的一个皮包,那包不仅看上去洋气,还不怕风吹雨打,便于保护画稿。一天,王幼平奉命外调,黄镇在分别时说:“你这个皮包送给我吧,好装我的画。”据姬鹏飞回忆,当时黄镇一把抓了王幼平的包,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王幼平只好割爱把皮包送给他了”。

林伯渠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他留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大渡河的激流、铁索桥的险峻、飞夺泸定桥的激烈场面,他如实留下了历史的画面……黄镇走一路画一路,有时画在纸上,有时画在门板上,也有时画在山间石壁上。

长征路上,黄镇先后画了四五百张画,但由于行军打仗、风餐露宿,最后只保留下24张。在这些画中,最有代表性的力作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图》,这是一张全景式浓缩的写意画,极富概括象征性,只用简单的构图,就在尺幅之纸上完整形象地描出了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

1938年,这些画的照相稿,几经辗转,从陕北到了上海,转到在上海从事救亡文艺活动的中共党员、作家阿英(钱杏邨)手中。阿英觉得这些照片非常珍贵,考虑到这些画的历史价值和宣传长征的意义,便和几位同志商量,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出版。同年10月,画集以《西行漫画》为书名,在上海出版。初版精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和新四军活动的地区。阿英不知漫画的作者叫黄镇,只听说这些画是经萧华从山东根据地转到上海的,而萧华本人又参加了长征,所以画集初版时署名作者是“萧华”。此后不久,阿英的书房被日本人查抄,这本画册就无法再版了。

抗战时上海出版的《西行漫画》主要流传在南方,而《新华日报》也于1938年单独刊登《二万五千里长征图》。《二万五千里长征图》随着《新华日报》流传全国,尤其是传到了延安等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计划借用阿英珍藏的底本,重印《西行漫画》,并请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写序。萧华否认自己是作者,但又不知作者是谁,因而这一版没有署作者姓名。

1961年,黄镇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期满后回到国内。一次,李克农对他说:“你长征时画的画,国民党在后边收了,还出了画集。”不久,有人说起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西行漫画》,黄镇很关注,找来一看,正是他画的长征漫画。

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时,首度署名“黄镇”并配发“作者小传”,书名也由黄镇改定为《长征画集》。

自1962年后,《长征画集》4次出版,1987年又以英、法、日文出版。这些漫画,成为红军长征的历史见证。 □尹黎 王经国 遇际坤

跨越草地为什么那么苦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长征走过的松潘大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草地恶劣的自然环境

松潘草地位于川北至甘南之间,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纵横300公里左右,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说它是生命禁区、“死亡陷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恶劣的天气。徐向前回忆道:“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草地上经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辨方向,只有在太阳偶尔穿出云层时,才能纠正行军路线。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到阿坝的草地行军正值雨季,部队露宿草地,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仅红6师就牺牲了174人。

二是遍布沼泽。草地上河沟纵横,水寒刺骨,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更可怕的是,软绵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沼泽,稍有不慎,人和马都会陷下去。一位老红军曾回忆:“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

三是荒无人烟。草地中没有人家,也没有路。董必武回忆说:“我们初听到草地这个名字,以为不过是人烟很少、草木浓密的地方。谁知草地是真草地,在地上看不见泥土,只看见草和水,不但没有人烟,简直没有人迹,所以也没有路,没有树木。”

红军后勤保障的困难

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红军自身的后勤保障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除了长途行军、体力透支,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缺乏。红军右路军(红一、红四方面军各一部)为通过草地,筹粮工作就进行了一个月。当时,红军经常是一天一顿、一顿半饱。为了战胜饥饿,红军将士们只好吃野菜、树皮、草根,甚至吃皮带、皮鞋等。

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时,虽经多方努力,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原计划10天后即可到达阿坝,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干部、战士饿着肚子行军,休力极度虚弱,足足走了20多天才到达阿坝。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第二天别人来呼唤起程时,见他已经牺牲了。萧克回忆:“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官兵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艰苦的环境顽强抗争,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为了生存,红军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一是挖野菜、钓鱼代粮。红军断粮后,主要靠吃野菜维持生存。草地上遍布各种野菜,但有的野菜有毒,吃了会有生命危险。贺龙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他们没有任何化验仪器,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有些官兵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此外,草地的河流、水塘中有许多鱼,钓起来不难,也成为红军食物的来源。

二是团结互助。红二方面军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等口号,动员全体指战员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彼此帮助,优先照顾伤病人员。贺龙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的,都要抢救战友!为渡过难关,很多指挥员把自己的战马杀掉,给战士们充饥。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红军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胜信念,以顽强的毅力,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顶风雨、冒寒冷,忍饥挨饿,不顾疲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

艰苦的草地行军,磨炼了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培养了他们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增进了官兵之间兄弟般的情谊。 □辛华

红军在长征中唯一建立的根据地

这是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红军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转到哪里去,落脚点在哪儿,就成为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都尝试过建立根据地,都因敌人力量的强大、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军战略目标的转变而先后放弃。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一块根据地,是红25军建立的鄂豫陕根据地。

一路战斗 一路选址

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军第25军29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离开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并一路寻找合适的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25军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后,曾计划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这里接近平汉铁路,容易遭到敌人的重兵围攻。11月底,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这里反动统治较严密,地主围寨多,建立根据地也比较困难。于是,他们决定改向陕南进军。

12月上旬,红25军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地区。这里是陕军杨虎城部队的势力范围。当时,杨虎城一方面忙于进攻陕甘苏区,一方面又分兵南拒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西面还要戒备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时无暇顾及陕东南。红25军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创建根据地 开展反“围剿”斗争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25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至1935年5月,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胜利,并攻占5座县城,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与此同时,他们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先后建立了2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和鄂陕边苏维埃政府。此时,红军发展到3700余人,地方武装游击师和抗捐军发展到2000余人,鄂豫陕苏区初步形成,人口近50万。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先后建立。

1935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30多个团向红25军发动第二次“围剿”。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以主力红军北上寻歼国民党军一部,尔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争取歼敌一部,以打破敌人“围剿”。6月初至7月初,红25军先后取得商县夜村、富水关、淅川县荆紫关、山阳县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7月13日北出终南山,消灭了西安以南部分地区的民团。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被迫停止。

再次长征

此时,红25军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可能北上。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25军主动离开鄂豫陕苏区西征,准备与主力红军会师。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从陕西省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后转向陕甘苏区。他们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次日与陕甘红军会师。

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继续坚持斗争。9月初,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红军一部和地方武装编为红军第74师。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他们依靠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连续粉碎国民党军三次进攻,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

鄂豫陕苏区的建立,牵制了陕西国民党军的一部分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陕甘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其他地区红军的长征,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郜耿豪 孙杰 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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