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雷
这么多年来，我只对妻子说过一次“我爱你”。那是在2000年的七夕。
1995年秋天，我和妻子作为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一家乡镇煤矿工作。我们那批学生，大概是包分配的最后一届，也不知怎么回事，被分配到乡镇上去了。
当然，那时候我们并不认识，到煤矿报到后才逐渐熟悉的。我被分到矿总务处，一个管后勤的部门。妻子被分配到话务处，负责接打电话。
我们慢慢走近了，恋爱了。我木讷腼腆，从没说过什么甜言蜜语。订婚很简单，她没要当时流行的“三金一木”：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木兰摩托车，只是双方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而已。
结婚也很简单，是在我老家的三间土屋里结的。我家境不好，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把我和哥哥拉扯大，又供我读了大学，欠了一屁股债。
婚后，为了工资能更高一点，能还债，且能维持小家的生活，我主动要求下井。妻子本不同意，担心下井累，不安全，但最后还是被我说服。我去了运搬工区，在井下300米的地方推矿车。装满煤的矿车被绞车从下面的斜巷提升到平巷来，我和工友们推着车，经过一个50多米的弯道，到另外一个通往井口的斜巷下，将矿车挂钩后经绞车提升上去。
工作很累，有时下班到家，一下子歪倒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妻子很心疼，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其实她也很累，又要上班又要操持家里家外的一切。
2000年七夕的那天早上，我照样去上早班。四点就起床，那时妻子还在熟睡，本来每天早上她都坚持比我早一步起来，做好饭后陪我吃。但前一天晚上，她一直洗衣服到很晚，很累，上了闹钟也没醒。我悄悄起床，没惊动她。出门时，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
到了矿上，简单吃过早饭后，我就急匆匆下了井。在井下推着车的时候，想起与妻子相识、相恋、结婚的点滴，她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但从没抱怨什么，这么想着，我心里愧疚起来。
今天正是七夕，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给妻子一个小小的惊喜。
八点时，工作闲下来。巷道里有部电话机挂在墙上，旁边无人，我拨通了电话。我知道，妻子早已上班，正坐在话务处的一排电话机旁。
话机里，一串“嘟嘟”后，妻子的声音响起来：“喂，你好！”
我大声地、一字一顿地：“老婆，我——爱——你！”喊出这句话后，我激动了好一会儿。因为对讷言的我来说，说出这三个字并不容易。妻子一定也被我震惊到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在那头咯咯地笑。
上井后，我特意经过话务处，站在门口，向妻子“嗨”了一声，妻子朝我摆了一下手，也“嗨”了一下，满脸的灿烂。
后来，我辗转了好几个单位工作，妻子也离开了那个煤矿，在镇上开了个服装店，日子越过越好。
如今，每年的七夕晚上，我和妻子都会在院子里坐上一会儿——在镇上，我们买了房子，拥有一所小院子。肩并肩坐着，我们有时说话，有时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把月光披在身上。旁边的丝瓜沐浴着月色，蔓延了一墙。我们不会蹲在丝瓜架下，偷听牛郎和织女的情话；我们也不会对彼此说那三个字，但身边的蛐蛐们，却一直在高亢热烈地，替我们向对方喊出那三个字：
“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