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著名的文坛佳话说：十五六岁的白居易怀揣诗稿《原上草》去京城长安谒见著作郎顾况。顾看到白的名字，笑了：“居易”？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啊！
传闻而已，当不得真。但有趣，也耐得玩味。
顾况当然知道“居易”之“居”并非“居住”之“居”，他是故意“曲解”其义跟眼前这位少年开玩笑，因而他口里的“居大不易”也同样不能依字面理解为物价昂贵，房租太高，而是说获取功名不易，入仕居官很难。
“长安居，大不易”，这玩笑之词透露出当时政治生活方面重要的历史信息，成了日后白氏仕宦生涯最简练也最精准的概括。——虽然在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佳句后，顾况还说了“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①
唐宪宗元和十年六月三日，长安城内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恐怖事件，正是这事件让白居易充分领教了在帝京居官有多难。
凌晨，上朝的路上，宰相武元衡突遭暗杀，头颅被割去。当日，御史中丞裴度也被刺成重伤，同样是在上朝路上。
天子脚下，通衢大道，竟敢向百官之首的宰相开刀，这不分明是在向文武百官施威示警，也在向唐王朝的最高权力挑战吗？
面对如此嚣张的反叛势力，一向勇于言事的白居易岂肯沉默，于事发当日中午便上书皇帝，“急请捕贼，以雪国耻”。
出乎意料，他的公忠体国不但没有得到鼓励褒奖，反而成了不可宽恕的罪过。很快，由太子善赞贬为江州司马，逐出长安。
国危势急，非常之日，即使普通民众也很难漠然事外，身为京官，如何压抑心中的痛愤？朝廷怎能不问事情轻重所论对错，仅凭什么独进奏章“僭越出位”而问罪呢？
这当头一棒真把白居易打懵了，也同时把他打醒了。
谁都明白，武元衡案绝非一般强盗劫贼所为。很快，人们便猜到了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藩镇。是暂不严查稳住大局，还是霹雳出击削平强藩，皇上主意未决。大臣中主战、主和派各怀心事，但都惊魂未定，首鼠观望。偏他白居易，不琢磨皇上和百官的心事，不顾自己低微的身份，不考虑出头表态别人会作何感想。结果，皇帝嫌他多嘴，大臣觉得他狂妄：莫非你白居易比我们都更忠君忧国？
更重要的是，在任翰林学士和左拾遗时，他对那些贪暴横行的国蠹民贼，口诛笔伐，毫不留情，以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众面脉脉，尽不悦矣”。这回，他们等到了茬口，小题大做，罗织构陷，落井下石。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一向针砭时弊不知忌讳的白居易感到官场险恶了。
“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他不得不满怀凄楚地离开长安。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诗人想到了泽畔行吟的屈原。
②
白居易二返长安，已是五六年之后。虽然之前被贬受到沉重打击，宦情大减，甚至下决心“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但白居易毕竟是胸怀大志的人，“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其政治热情并未完全冷却，忠君报国之心仍在。何况此次回京仕途比较顺利，先是尚书司门员外郎，不久又升为主客郎中、知制诰。他感念朝廷荣遇，不甘虚受俸禄，兼济之志被重新焕发出来。当时，其弟白行简也回到长安做官，白居易写诗鼓励：“唯求杀身地，相誓答恩光。”再艰险，也应知恩图报。
然而，“势”与愿违，有志难酬。宪宗死，穆宗立，昏君当道，朝政更加纷乱。“宦竖与人主争权，谏官与将相争势”。牛、李朋党之争加剧，互相倾轧，势同水火。两党都有自己的朋友或亲戚，你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能与所有人断交，避之唯恐不远，结果仍然或开罪于某甲，或受累于某乙。执政者极力揽权而于国事却毫无才略，河北三镇兵祸再起，官军以十七八万围攻而师久无功。白居易屡次上书陈述己见，虽切中肯綮，却被冷落，一片苦心，尽付东流。
“性疏岂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济事难。”还京一年多，已深感掣肘疲累，难有作为。
长庆二年，白居易上书请求外任，被恩准去了杭州。
③
逃离“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的长安，顿觉天高地阔，心舒体泰，诗兴一来，诗人便禁不住于马背上吟唱：“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回首语五马，去矣勿踟蹰。”
杭州任上，他主持修筑白沙堤以捍钱塘湖（西湖），溉田千顷；复浚年久堙塞的旧时六井，供市民饮用。长庆四年期满离开时，杭州百姓拦路相送，“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也曾任苏州刺史一年，兢兢业业，勤政爱民，轻徭薄赋，清正廉明。调离日，州民依依惜别，泣涕沾衣，“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
然而，回到朝堂却似步入另一番天地。唐文宗有道无才，欲振朝纲而治丝益棼。宦官气焰熏天，群臣噤若寒蝉；朋党愈演愈烈，皇帝为之束手。河北、山东的巨镇强藩凌轹朝廷的事件，亦时有发生。登高放眼，大唐帝国已显衰飒没落“天下将倾”的征兆。
面对如此政局，白居易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去向：“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
诗人此时已五十七岁，衰病缠身，弟弟白行简留下的孤儿病孀也需照料，加上朝中老友相继逝去，更让他感到生命无常，祸福难料。“殆无生意，岂有宦情？”
“终是不如山下去，心头眼底两无尘。”
长安，居大不易别亦难。从元和十年被贬向自己发出心的呼唤：“乐天乐天归去来”，“故乡何独在长安”，到大和三年分司东都，“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历时十四年之久。
十四年朝纲昏乱，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十四年沦落辗转，徘徊纠结，清醒而现实的白居易为自己选择了最后的归宿：“中隐”。
何为“中隐”？诗人十分坦诚地告白：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似乎颇为得意，显然又在自嘲：国事日非，要路艰险，“兼济”无门，不得不远祸“独善”了。钦仰陶渊明，但做不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只能求其次做个“醉吟先生”，折中于“穷通丰约”之间。清也？浊也？雅也？俗也？谁知道呢。
艰难的宦途，痛苦的选择。纵酒刘伶吟复饮，“醉时心胜醒时心”。貌似达观、自称地仙的诗人，心湖深处却涌动着不安与苦涩的潜流。
大和五年冬，新制了御寒的绫袄，想到农桑之苦便不由得以诗抒怀：“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大和七年冬，洛阳奇寒，霜风裂面，诗人又作《岁暮》以慨叹：“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
闲地散官，心灰意冷，但白居易就是白居易，并没有灰到死灭，冷到结冰。兼济与独善的纠结，有心而乏力的无奈，一直伴随着诗人的后半生。 □冯日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