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书屋主人（报告文学）

周失

两挂绛色的鞭炮，一幅粉红的丝幕，门口围满了购书客与助兴者……西安市南门外的“天籁书屋”就要以崭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了。人们在翘首等待，等待书屋主人揭彩开张。

这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

这时候，在首都，在祖国各地，人们正聚集在广场或凝坐在电视机旁，激动地迎接着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大典。

他的心也在跳。他的手在颤抖。火柴划不着了，炮绳似在微风中摇摆。当他抬手扯下那一张粉红色丝幕的时侯，他眼皮儿也不敢眨了。他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世界给予他的并不全都是粉色。

那一年深冬，正是清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他第二次抵达山城重庆。

他是来寻找当年步行到这里讨饭时的足迹的。他原想寻觅那几个与他一起共享残汤剩饭的乞丐朋友，他当时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受了“走资派”父亲的“牵连”；而现在，他是一名可以自食其力的轧钢工人了。对着山尖升起的通红的朝阳，对着那一副纸写的“请来吃”匾额，对着那一张摇摇摆摆欲倒未倒尚未更换的八仙桌，他一个旧友也没有找到。但是，一种无法抑止的心情，想告诉别人一点什么的心情，终于使他突发奇想，于是他转过身，猛然对着崇山峻岭大叫起来：

“嗷嗷——嗷——嗷！”

叫完了，他自己失声笑了。他看看自己两只吃过许多辛苦却仍旧白哲细长的、正在互相扭搓的手，他忽然想到：这有什么用？我告诉了大山什么呢？

于是他伏案疾书了。

他要告诉人们的话太多太多。社会给予他的太丰富了。他懂得小麦几时播种几时收割，也知道工具钢烧到多少度才有可塑性，因为他曾经是农民，现在是工人；他认识部长和副总理，也曾和流氓小偷乞丐同行，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知青，也是一个特殊的乞丐；他恰巧而且确实一无所有，因此他不怕失去什么，有的只是等待他去占领和攫取。

他拚命地读，拚命地写，屋子里到处扔满了书。

终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他的处女作《在舞会上》问世了，寄来的杂志叫《延河》，他捧着它读了三遍，只读自己那一篇，却一个字也没有读懂。

这样到八二年十月，他发表了十二篇小说。

十月的一天傍晚，他正为小说《雪雾雾》的女主人公而痛苦，闹钟却忽然响了。它告诉他：上班的时间到了。他是一名轧钢工。

他只得恋恋不舍地丢下写了一半的小说走出自己的书房。

他突然又感到，他还缺点什么。

他缺少的东西叫做——自己支配自己。

这是最最重要的了。

于是他其实一直在想着的一个行动付诸实现了：他向钢厂递了辞呈。

这真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许多人以为他发了神经病，或者以为他走后门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谁也不曾想到，他借了五百元人民币作资金，经过七个月的辛苦奔波，在南门外租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专营文学书籍的书店，十数平方米的面积便是早期的“天籁书屋”的居所。

但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他没有获得、反倒失去了仅有的一点“业余”的自由。

因为资金不足，他必须每天进书；因为信义，他不得不蹲在一大堆“滞销书”里一本一本翻出某一位顾客预订的某一本被人们遗忘了的小说；他面对一套《辞海》发愁，它们使他十分之一的资金成了“不动产”而找不到买主；尤其苦恼的是：他的小说几乎没有时间写了。

至于家庭，似乎不存在了。他竟不敢想象自己还有一个孩子，他的时间和事业不允许这种“服务”。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顾问》《孀妇们》等十多篇作品问世了。到八四年十月，他还清了债，资金竟是原来的十倍。

“现在好了，”他对我说，“我有一个自己选择和组织的集体。我不会丢掉创作的。文学是我的生命。我开书店，要开一个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赞赏的内山丸造那样的书店，去为文学和文学爱好者服务。我尤其要写。这是不解之缘，毫无悔改的余地了。也许我还要办一个杂志，甚至一个出版公司，我想的太多了。”

那是以后的事。但我相信他能实现。他才三十一岁。前年，开书店之前，他也是这样给我说的：“我想……”

但那轨道是不会变的，那是由文学这两个字组成的轨迹。

他是谁？

他就是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田夫，工人张世和，一个店员，一位经理。他团结着为数十一个人的“天籁书屋”这样一个集体。

（八四年十一月西安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