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记

李敷仁遗作

编者按：凡西安市的老住户，都知道李敷仁这个人。解放前家喻户晓的《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这两份进步报纸，就是李敷仁先生鼎力主办的。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了他。但后来，他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社会上传说，枪杀他的是他的学生，因对他有几分敬意，故给他留了一条活命。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李敷仁先生遇救后，撰写了《虎口余生记》，向民众公布了这段历史。

李敷仁先生是陕西省咸阳县北杜镇人，光绪二十五年（公无一八九九年）生。父亲是由蒲城逃难来的一个难民，在北杜镇一个小商号中当店员，妈妈寄人篱下，织布纺线。

李敷仁先生一生积极从事教育和新闻报纸工作，在西安市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百姓”。因为他思想进步，早年参加革命，《老百姓》报以纯朴的乡土语言，讲解国际形势，动员人民抗日，揭发反动派的黑暗，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迫害，终遭绑架乃至枪杀。

罪恶的子弹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

早晨起来，照例例后院假山上吸一吸空气，下来打一打拳。

大约有八点钟左右吧，我出去到《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馆去，路过南院门大东书局，买了两本地图，到了五味什字《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门口，门外许多人拥着在看早报。我和葛凤梧正说话，电话铃响了，凤梧接毕电话，马上跑来小声对我说：“你决回去吧，敷仁，张性初说编辑部已被人家打成一塌糊涂，叫这里赶快收拾……”说着他就收拾去了，我拔脚就走，眼看着特务进来翻过了柜台。我离开营业部，仍然回到民众教育馆，走到南院门陕西省立图书馆门前，碰见一辆汽车蹲在马路当中，我好象和它是狭路相逢。猛然，从我的背后伸出几个人的手来，抓定我的胳博和肩膀，使劲往里推，当后面的人问我：“哈哈，你老先生往什么地方去？”我才意识到所谓突然事变，已经来临了，象蒋介石、胡宗声、戴笠及其警察、宪兵、特务都从我的背后象潮水一样地涌出来……“啪”的一声，汽车门带上了。看得很清楚，汽车朝北走，路过民众教育馆门口（即我主编《民众导报》的社址），通过正学街到西大街。

囚车北上，一直往咸阳县方向开着。

　汽车忽然象上坡了，马达听得分外吃力。我想快到王曲监狱门口了。上坡不久，汽车忽然又停下来，我以为又发生了故障。不料，汽车门开了，两个特务把我架下车去，我想这一定是王曲监狱门口了。他们架着我往下跑，好象下着坡似的。正在跑着，“啪”的一声枪响了，我想，就这么快！？接着第二枪又响了，好象一条烧红的炭条，由我的背部通到喉部，我晕了这去，我就这样地“死”去了。

苏醒遇救

五月的风在关中平原上掀起了一层层麦浪，那柔和的麦叶在我脸上拂来拂去，我终于被“麦叶”唤醒了。我想用手去揭下蒙在脸上的布，然而我的右臂已经抬不起了。噢，我是躺在土壕里吧！土壕竟然这样熟悉，难道这是咸阳？

我一直躺着。一个农人在壕沟岸上喊：“牛娃，吃饭！……”是叫他的孩子吧。我大声喊叫了，自己以为是大声，其实是微弱的呼声。

“哼，土匪又打死人啦！”那位农人自语着。

当时我觉得这个“又”字，喊出了无限的痛恨，胡宗南杀人的场所这么多？这儿也变成西安市的玉祥门了！

“尔好好地躺一下，我回村里去叫人！”那农人跑到我跟前说。

不一会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站在壕岸上的人，足有一个小戏台子底下的人数。他们问我是哪里人？

“我是北杜镇人。”

他们追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李文会。”

“谁把你打在这里？”

我说：“土匪！我回家走到车站上，被几个土匪蒙住眼睛架列这里，打到这里，东西抢去了。”

人们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一派主张给县里报讯，把人往县里抬；一派主张给家里报讯，把人往家里抬。结果两方面报讯的人都走了。我吃力地给他们讲：“乡党，我的伤势是九死一生的，不要把我往县里抬，抬到家我还可以和亲人见一面，叮咛一些话，死了也不要紧的。”偏不巧，风来了，雨来了；风也大啦，雨也大啦，有一个跳下壕沟：“先把人往上抬。”几个人跟着下来，把我背上就往村里走。这时，大路上来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人，跳下来把我一看，“哎呀！这不是我伙计么，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他随即给周围的人讲：“这人就是北杜镇那个李敷仁，我的老同学。”又说了我怎么办《老百姓》报，怎么办《民众导报》。经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又回村取来了木橡、木板、被子、枕头，一时就把担架绑起来。恰巧雨也停了，风也慢了，一个乡队副似的人拿铅笔写了个条子，交给抬担架的人，以肯定的语气说：“你们抬去，我负责任！”

大约走到离村子有五六里地方，从后面来了几辆自行车，边走边喊：“站住！站住！往县里拾！”担架停住了。年长的把手一挥说：“抬！抬！往北杜镇抬！”担架很快地继续往前走着，大约走了四五里路吧！前面不远黑压压又来了一群人，有五十人左右，也抬着一副担架。他们围到我跟前，有的眼泪花花的，谁也没说一句话，接过担架大踏步地向前走着。

当时村中你传我，我传你，大家都好象有了什么事似的。我到达村门口正是擦黑时节，城墙上站满了人，路边站满了人，这种乡党情意深深地感动了我！

深情厚意

房子里边点着一盏菜油灯，挤满了人，院子里边也站满了人，却听不见一个人说话，妻在炕上给我换血衣时，我设法把弟弟叫到跟前，小声给他讲：“我是被特务打了的，你沉住气。”这是我回到家中的第一句话。夜深了，房里的人渐渐地退走了，而院里老有人小声说话，走来走去。后来才听说他们把村里的几根小枪自动组织起来给我守卫放哨。

天快亮了，忽然一群学生排着队挤进屋里，学校的先生们也来了，爬到我的耳边讲：“李先生，你还认得我吧！我带着学生来保卫你来了。”我因过分地疲劳，说话有点急：“赶快回家去吧！过会儿还得保卫你们呢！”先生含着眼泪把学生们带走了。

天大亮了，太阳出来了，屋里依然站满着人。忽然有人来报讯：“县里来人了，四辆车子四把枪，已经进了村南门。”屋里顿时紧张起来了。一会儿，外面又进来人说；“快一点，人家已经到了门上了！”我说：“好！把担架先抬到院里，隔墙扔过去。”我挣扎着下了炕，大家搀着我走到大门口，我由草帽底下一看，四辆车子已经来了，离我有十几米远，凶恶地向我家门口走来。我把搀我的人使劲甩开，背着手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大概走了十几步吧，已经走不动了，靠在一家门口喘气。张大哥看见我已经走不动了，他拉住他家门上的狗，那狗是我村中最凶恶的一只，我看见他拉住狗，就背着手走进他家。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

不停地有人来报讯：“狗日的特务，在家搜你的箱子，对像片，问你究竟到啥地方去了。我们都说人没回来，不知道”。又有人来报讯：“狗日的又说，不要紧，你们叫我们见李先生一面，李先生和专员、县长都很好，听说他遇事了，叫我们来看他o”

每当报讯的人走了以后，房子外边就有人进来问讯，总是说：“不要紧，你好好地睡一觉。今天和狗日的就是，死仗，有他们没我们，有我们没他们，大门上的狗咬不死他们，二门上站的有枪，周围墙上都有枪。”

大约是下午了吧。特务还在家里闹腾着，后来他们又到村公所去了。天快要黑了，环境更紧张了，好几个人跑进来给我说：“人家要查户口了，我看你还是走吧！”太阳将要压山的时候，苍然暮色，掩盖了我的村庄。我由张大哥家中背抄手走出来，走过麦场，走过大路，又走过南边的麦场，我实在走不动了，坐在碌碡上歇了一会儿。看见周围的人都在远远地望着我，关心着我的身体。我起身又往前走，走进“三刀客”家。“三刀客”是我村的好甲长，名叫杜有财，为人豪爽，思想也很进步，因为少年时代抡刀把子要赌博，人都把他叫“三刀客”，后来改邪归正，务了农。我睡在他的炕上，院子里又站满了人。许多人又扶着我翻过“三刀客”家的后墙，翻过倒塌的南城。大家抬起担架来，很快地拐过东城向北走去。村中的狗不停地狂吠，大家抬着我不住地跑，跑得通身是汗。

从此我们村子一百五十余家，一千三百多人对外就进入消息封锁时期。后来王维琪同志到我村中去探问我，一点也问不出什么来。特务经常到村子去，装做卖菜的，装做讨饭的，但是什么消息也探听不出来。

北进边区

为了护送我安全北上，我们的许多同志和许多朋友付出了十分珍贵的心力。

大家商定，分站送我北上，每过一站，即斩断这一段的联系，务必使这一段不知下一段的下落。我的好友康子安带短枪护送我过了泔河，头一站送我到桥儿村；夏存同志和周云同志买了驴子，身体稍强些，我骑驴北上。到峪堡村住了三几天。关中工委统战部老张下来了，他交涉好了进解放区过封锁线的关系。并带来了关中文工团演员们化装用的胡子、我以长须、草帽、便装的姿态，沿碉堡线北上，渡泾河，经常宁镇，到旬邑，再渡泾河，到了封锁线上。

渡河时，封锁线保安团董策成团长暗中派人，牵驴接渡。

渡过河，上了岸。啊！前面，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九年于西安